经学兴于洛阳，佛教传于洛阳，理学源于洛阳。中国文化史上的三大学术主流，无一不发端于洛阳，流传于四方，垂传于后世。关于佛教传人中国内地，见于史籍最早的为三国魏鱼豢所撰的(魏略西戎传)。文中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但这时还没有宗教活动，到了东汉初年，佛教才开始逐渐流传。

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遣使西域拜求佛法。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西天取经的故事。三年后，汉使同印度高僧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返回洛阳，汉明帝亲自迎接:第二年，在洛阳西雍门外建起了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故将该寺院命名为白马寺。白马寺内宝塔高耸，殿阁峥嵘，长林古木，肃然幽静。寺内的主要建筑分布在由南向北的中轴线上，前后五座大殿错落有致，严谨有序。大雄殿内的23尊元代“夹竺干漆”造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造像全都是由丝、麻制成，每尊重量仅有3到5公斤，从元代至今700多年来未经修葺，仍然色彩如新，是国内罕见的稀世珍品，也是白马寺的镇寺之宝。最早来华的印度僧人禅居于白马寺，最早传入的梵文佛经收藏于白马寺。中原第一座比丘尼道场是白马寺内的齐云塔院，是中国最早的译经道场，中国的第一个汉人和尚在这里受戒，正是这些第一使得白马寺能够稳居中国伽蓝之首座，永远彪炳于中国佛教史册的卷首。

东汉时期，洛阳是帝国之都，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交通便利，商客云集，为佛教传播提供了优越条件。东汉永平七年(64年)明帝闻西方有异神，遣郎中蔡谙博士弟子秦景等赴天竺求法。永平十年，他们与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佛经、佛像回到洛阳，次年于雍门外建白马寺。一般认为以白马寺的创建为佛教传人中国开始之标志，摄摩腾、竺法兰在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

东汉时期绝大部分佛经都在洛阳翻译，白马寺是中国最重要的佛经译馆。此后，西域僧人不断来到洛阳，参与佛经翻译。从明帝永平十年(67年)至献帝延康元年( 220年)间，译经者12人，译出佛经292部、395卷。译经的同时，也开始讲经。如安世高，善汉语，在洛阳讲经，听者云集。东汉时期的佛教传人、佛经翻译、讲经活动及最早佛寺的创建都集中在洛阳，洛阳成为中国佛教的发祥地，白马寺成为中国早期传播佛教和佛事活动的中心。在唐高宗与武则天执政时期(650年至704年)，洛阳佛教进人了极盛期。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李治首次来到洛阳，同年十月，就诏令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

李治在位期间，曾经9次来往干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共寓居洛阳达11年3个月。显庆四年，李治还诏迎法门寺的护国真身释迪佛指舍利至洛阳大内供养，皇后武则天还特意为舍利制造了金棺银撑。684年，武则天执政后，立即改东都洛阳为“神都”，实际上在武则天执政期间，洛阳已经成为全国的政治与佛教中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