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台湾的佛学研究——蓝吉富
发布时间：2024-12-06 02:04:11作者：心经全文网当代台湾的佛学研究，主要奠基于下列三种研究人员：
（一）日据时代中叶之后所逐渐出现的研究者。这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当时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佛学刊物《南瀛佛教》。
从日据时代中叶开始崛起的台湾佛教学者，可以说是台湾佛教史上佛学研究的奠基者，因为前此的台湾佛教界，还谈不上够水准的研究。在这些奠基者之中，较著名的有林秋梧、林德林、李添春、曾景来、王进瑞等人，以及光复后崛起的李孝本、李岳勋、李世杰、慧岳、杨白衣、林传芳等人。这些人的共同特质是自幼接受日语教育，所承接的文化传统是日本的。因此，他们的汉语运用程度不如日语好。也由于这一缘故，在光复后，凡是不能娴熟地运用汉语撰写佛学文章的人，对台湾佛学界的影响力便告逐渐消失。
在光复前后崛起的这些台籍研究人员之中，仍有若干人在光复后经常发表佛学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贡献是将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以编译或改写的方式，介绍到台湾佛教界。由于近代日本佛学研究的方法与态度，所承接的是欧洲的学术传统，而与明清以来的中国佛学方法截然不同。因此，由日据末期所延续下来的这种研究风格，也与光复后自中国大陆传来的传统研究法有异。这些在日据时代所孕育出来的研究者，较能运用现代学术工具（如《望月佛教大辞典》），较能以历史态度去处理佛学问题（如：不承认大乘经是释尊亲口所说），他们的学术求真热忱远大于盲从的信仰热忱，对传统汉传佛教诠释佛学的看法（如“判教”理论）是持批判态度而不盲从的。
（二）光复后来台的大陆籍研究者。光复后自大陆、香港或东南亚等地来台的大陆籍佛学研究者大体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传统式的佛学研究者，这类人依循明清以来的传统风格做研究，较无新意，多半是依（汉）文解义式的诠释，缺乏契应新时代而有的见解。另一类是受太虚影响的革新派研究者，这一类人所作的研究较有新意，较有突出的新观点。
在后一类研究者之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印顺。他的著作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成为台湾佛教界风行不衰的读物及教材。追随他的年青研究者也为数最多。
光复后自大陆来台的这类研佛者，共通的特色是对汉语佛教文献的解读能力较本土研究者佳，其中，除了少数人（如……印顺）之外，大多不会应用日语佛学工具书，对日本的佛学研究成果也不甚留意。而且，由于中日战争所引发的民族仇恨，他们对日本佛教多半怀有夹带民族情结的敌意。从而对残存在台湾的日本佛教余习，也怀有必欲去之而后快的意图。在这种研究背景与心态之下，他们的研究风格当然与本土研究者大异其趣。
（三）光复后所孕育出来的佛教研究者。这是指光复后在台湾成长的新一代研佛者而言。在研究背景上，早期的这一类人是在前述二类研究者的薰陶或教导下逐渐奠定学术基础的。但是，这一类佛学研究的新生代同时也具备了前二类研究者所罕有的训练，这就是他们大多是高等教育学府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大多受过国内外大学的学术训练。在语言（英、日语）、人文与社会科学基础、时代意识、国际观等方面，一般水准都要超过前述二类研佛者。
除此之外，大约在1970年之后，台湾的佛学出版物大量出版，各种大藏经或各类佛学丛书不断出现，甚至连日语的各种大型工具书也在坊间四处可见。因此，这一时代的研究者，在文献的取得或工具书的应用方面，是前述二类研佛者所望尘莫及的。
大约自1980年代起，佛教语言学的重要性，普遍地受到台湾研究者的重视。梵、巴、藏语的开班授课情形，也时有所闻。相关工具书、文法书（如：《梵和大辞典》、《梵文文法》、《藏文文法》、《巴利语文法》等）陆续问世。台湾的佛学研究风气，至此正式进入以求真为目标的纯学术化时代。
二、台湾佛学研究现况
（一）研究机构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日台湾，佛学已经是高等教育学府中颇为常见的学门，十余所大学中的宗教系所、哲学系所、中文系所都设有佛学课程。设有梵、藏语言课程的大学也有若干处。
此外，由各寺院所兴办的佛学院有三十五所（其中，佛光山本山及分院所设的即有十所），佛学研究所有十一所。以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为例，该所在2000学年度所开设的课程如下：
（1）语文方面：梵文、藏文、巴利文、佛学日文、佛学英文。
（2）佛学方面：一般课程有“印度佛教史专题研究”等十余种。专书有“阿含经研究”、“瑜伽行梵典研究”等九种。
（3）辅助课程：有“宗教学专题”、“印度哲学史”等三种。
从中华佛研所的课程可以看出来，目前在台湾要接受佛学研究的训练，仍以在这一类研究机构为佳。因为课程是为培训专业佛学人材而设的，比起一般大学中的宗教、中文、哲学等所的佛学课程，数量更多，佛学焦点更为集中。遗憾的是，目前这一类佛研所的学位仍未被教育部所承认，它们的毕业生不能取得硕、博士资格。因此，限制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
（二）文献与工具书由于佛教教势兴盛、弘法人员热心提倡及台湾经济起飞等原因，近三十年来台湾的佛教出版品的阅读人口快速增加。从而也带动研究人口及大部头佛教丛书的大幅度增加。目前在坊间可以觅得的佛教丛书、藏经及工具书，有下列诸类：
（1）大藏经：有《大正藏》、《卍正续藏》、《高丽藏》、《中华大藏经》、《碛砂藏》、《嘉兴藏》（续藏及又续藏）、《龙藏》、《佛光大藏经》、《佛教大藏经》、《南传大藏经》、《西藏大藏经》等种。其中，《南传大藏经》是自日文本译成的南传圣典。《佛教大藏经》是《频伽藏》、《普慧藏》及民初以来新译新撰佛典的汇编。《西藏大藏经》是德格版《甘珠尔》、《丹珠尔》与宁玛派《古怛特罗》、《教法集》的汇编。《佛光大藏经》则是全新排版的新版本。
（2）丛书：有影印的《宋藏遗珍》（《金藏》内之珍本佛典）、《敦煌宝藏》、《佛教文库》（BibliothecaBuddhica） 、《佛教大系》等佛教丛书，及新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一百册）、《现代佛学大系》（六十册）、《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一百册）、《禅宗全书》（一百册）、《大藏经补编》（三十六册）、《中国佛寺志》（三辑一一○册）、《中国佛教经典宝藏》（一三二册）等多种。
（3）工具书：有影印的《望月佛教大辞典》、《佛书解说大辞典》、《密教大辞典》、《禅学大辞典》、《梵和大辞典》、《佛教语大辞典》、《佛教大辞汇》、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法相大辞典》等种。新编的有《佛光大辞典》、《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佛教哲学大辞典》、《佛教思想大辞典》、《印顺、吕澄佛学辞典》等种。
解读上列三类佛典，可以看出几层意义：其一，台湾仅系僻处中国大陆边缘的蕞尔小岛，然而在数十年内居然出现如许众多的大型佛教丛书及工具书，这一现象在亚洲佛教史上是少见的。其二，这些书大多是研究用书，不是普及性的通俗读物，因此这是台湾的佛学研究生态的反映，不全是信仰生态的反映。其三，上列诸书中，有西藏文献、有多种语文合辑的《佛教文库》，而工具书又以日文类为多，可见台湾佛学界之研究取材，已开始有国际化倾向。
（三）研究趋向当前全台湾的佛学研究趋向，自非此篇小文章所能畅言，然而，本年度所出版的《佛教相关博硕士论文提要汇编》（香光寺版），则提供若干信息。该书收集的是1963至2000年间台湾地区的博硕士论文（与佛教或宗教信仰有关者）提要，书中所收之1070篇论文中，台湾地区研究生所撰之佛学论文大约有八百余篇。这八百余篇的论文性质略如下述：
（1）在汉传、南传、藏传及日本之四大系佛教之中，研究汉传佛教者最多，其次是西藏文化，第三位是日本佛教。至于研究南传佛教者则为数甚少，此外，与西藏有关的论文也以论及政治、历史、文学者为多，虽然多少涉及佛教，但大多不是专论西藏各派的佛教内涵。
（2）在宗派方面，研究天台宗与禅宗的最多，净土、华严与三论宗居次。而密宗则无人论及。
（3）在佛教思想方面，讨论唯识及神灭论（形神论争）问题的为数较多。
（4）在中国历代佛教史，论及隋唐佛教的最多，明清佛教居次，民国佛教居第三位。
（5）佛教文学、艺术与敦煌学的相关论文也为数不少。
（6）讨论证严法师所主持之济慈功德会的论文也相当多。
（7）也有多篇论及当代台湾佛教的显学——人间佛教。
上面所提出的这几点，只是近三十余年来高等学府的佛学研究趋向，虽然不能概括全体佛学界，但是多少可以由此窥见若干消息。
（四）印顺法师的佛学研究及其影响众所周知，近数十年来的台湾佛学界，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及主张是最受瞩目的主流思想。他的著作开启了汉传佛教前所未有的学风。这一学风在演培、昭慧、传道、宏印诸师的绍述与宏扬之下，已经有形成“印顺学派”的趋势，这是台湾佛教思想史上罕见的现象，值得注意。
三、结语
综合地看，截至二十一世纪初为止，台湾佛教学术的发展盛况是前此所罕见的，可喜的。不过，如果以前瞻性的宏观视角来衡量，则也不必太过乐观。原因如次：
（一）在狭小的台湾环境里，佛教能发展到这样的盛况、佛学能受到这么多人瞩目与参预，似乎即将抵达饱和量。未来的发展空间，不会太大。
（二）台湾的佛学研究是从佛教信仰风气的兴盛所激发起来的。佛教教势兴盛，寺院办佛学研究机构的意愿及能力随之增高。信徒众多，参预研究的人数也会随之增加。但是，如果受到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而使佛教教势衰微，则佛教的经济力量不足，很可能会使原所支持的佛学研究随之而衰（如：停办学术会议、停刊学报、停止支援研究及出版计划等等）。
（三）台湾缺乏佛教的直接研究资源（如：佛教遗迹、写卷、古佚文献……），使推动佛教研究的动力减弱。
（四）佛教学者的职位（如大学教职、或研究人员）空缺不多。未来新一代的研究人员出路问题令人顾虑，如果研究人员无法找到适当的职位以从事教学或研究，则未来台湾的研究水准当会逐渐降低。
上面所提出的各项问题是依当前的台湾研究环境所做的推测。很可能是杞人忧天，不过，仍然依个人所见提出来供读者参考。如果管见有反思价值，我们自可及早未雨绸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