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此时净土宗出了两位伟大的祖师，一个就是提倡“禅净共修”的永明延寿；永明本是禅师，因其调合禅净二宗的法执，因此奠定他日后在净土宗的地位。另一位则是被尊为净土七祖的杭州省常大师（九五九－一○二○）。　　省常大师七岁出家，十七岁受具足戒，戒行严谨，精通《大乘起信论》，修习天台止观法门。宋太宗淳化年间（九九○－九九四），因仰慕庐山远公遗风，于杭州西湖昭庆寺结社专修净业，号“白莲社”，后改为“净行社”，五代后唐的宰相王旦为社首，公卿文士预其会者，皆投诗颂，自称“净行弟子”。大师又以栴檀香木刻无量寿佛像，集众誓曰：“我与一千大众、八十比丘，始从今日，发菩提心，穷未来际，行菩萨行，愿尽此报身，以生安养。”往昔庐山莲社的盛况，于焉再现。　　省常大师之后，再传莲池、蕅益、截流、省庵、彻悟、印光等诸师，他们都因光大净宗而被尊为净土祖师。　　除此，宋朝时期修学净土法门的，并不限于净土宗的人士，例如：中兴天台的知礼“结社万人，誓取往生”；同为天台的另一要人遵式，立“晨朝十念法”；编纂净土宗文献《乐邦五类》和《乐邦遗稿》的宗晓（一一五一－一二一四），也是天台宗人。　　此时不但天台宗的祖庭宛如净土道场，即以禅宗本身，如五祖门下的弟子法持（六三五－七○二）、智诜（五三九－六一八）、宣什（生卒年不详），以及智诜系统的处寂（六四八－七三四）、无相（六四八－七六二）、无住（七一四－七七四），惠能门下的南阳慧忠国师（？－七七五）等人，都是“禅净一如”的行者。及至宋朝，临济宗的死心悟新（一○四四－一一一五）、北涧居简（一一六四－一二四六）；曹洞宗的真歇清了（一○八九－一一五一）等人，也都主张参禅亦得念佛。可以说，一时之间整个禅界似有被念佛席卷之势。甚至天台宗僧志磐著《佛祖统纪》，将宋代僧侣七十五人列入《往生高僧传》，几乎囊括了当时各宗所有代表人物。所谓“千经万论，导归极乐”，乃至元照律师作偈“听教参禅逐外寻，未尝回首一沉吟，眼光将落前途暗，始信平生错用心”（郭朋《宋元佛教》），都能说明当时的净宗已非单一的宗派，而是各宗各派所共信、共宗了。　　由于各宗各派僧人归心净土，而使净宗达于顶盛时期，也因此导致禅净互相争取主流地位的情形就更为白热化了。

　　首先，禅门倡导离语言文字，不著一法，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亦即提倡成佛作祖，或求开悟，应不执外修、不假外求，而以般若智慧，觉知自心真性即可达到目的。《坛经?机缘品》说：“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　　在禅宗的行者认为，佛性本具，无须依靠名言教相及念佛修忏，即可悟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之境，因此讥嘲净土宗是靠“他力”的佛教，是属于老公公、老婆婆等人所修行的“钝渐法门”，不似禅宗的一超直入之“顿悟法门”为高。如《永嘉证道歌》说：“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　　因为禅宗主张扬眉瞬目、搬柴运水，都是禅法；《六祖坛经》更提出质疑：“此土念佛，求生西方；西方念佛，欲生何处？”因此我国初期禅宗的寺院，都只有法堂和僧舍，而无佛殿（见《禅宗全书》）；禅宗大德更有“闻念佛声，饬人以水洗禅堂”，“念佛一句，漱口三日”之说。甚至有“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以及“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等嘲讽净土之语（见《景德传灯录》），让净土行者深深不以为然，所以也引起净土人士对禅宗提出反击。例如慈愍大师撰文，批评禅林空腹高心，执理废事（见《佛祖统记》）；认为禅宗的修行者狂妄傲慢，诃佛骂祖，偏见执著，没有宗教情操。又说禅者的修行容易走火入魔，不如净土三根普被、广大易行（见《净土全书》）；支持净土的行人，赞美念佛可以带业往生、一生成就（印光大师语）。于是禅净互相诋毁，互相批评，彼此势如水火，更加互不相容了。　　其实，禅宗既然认为搬柴运水、扬眉瞬目都是禅，为什么念佛就不是禅呢？禅门说参禅时讲究心要定于一境，而净土宗如《阿弥陀经》说，念佛要一心不乱，这不就是禅的定境吗？心定于阿弥陀佛，以此为所缘境，有何不可？为何要批评呢？所以任何佛法都是佛法，都应互相包容，不要排斥，排斥则如过去的君主独裁，一心想要打倒别人，如果别人都被打倒了，到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人，既没有饭吃，也没有衣穿、没有日用，又如何生存呢？所以禅门排斥念佛应该是不当的，念佛的人不容禅者也是不对的，禅净应该彼此相互融摄；禅净皆为我佛金口所宣、同源所流，有此认识，才合乎佛法的精神。　　所幸在此一时期，禅净互相争取主流地位的时候，永明延寿禅师（九○四－九七五）对禅净都深有体会，故而出来调和，他倡导禅净共修，不但撰著《万善同归集》，阐明见性成佛，亦得诵经，并且广作万善行门；尤其他作〈参禅念佛四料简﹀偈，曰：“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世作佛祖。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见《净土指归》）以标明“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是最理想的修行方式。此即永明大师“禅净共修”的具体念佛思想，也是他平生的一贯行持。　　宋永明大师提倡“禅净共修”的风气，尤其《宗镜录》调和禅教学律的贡献，排除当时禅宗唯尚坐禅，而以义学为“著相”的偏见。后世诸大禅家，如天衣义怀（九八九－一○六○）著《劝修净士说》，直陈“若言无净土，则违佛语”；相国寺慧林禅刹第一祖慧林宗本（一○二○－一○九九），晚年住平江灵光寺，闭门修禅，专力净业，他们都主张定观念佛、禅修念佛等。　　其实，星云在大陆参学时期，于栖霞或焦山，每年打七皆“禅净共修”；星云来台后，约百次以上的禅七，也都是“禅净共修”，参与的信徒每次都不下千人，大家都是禅悦法喜，欢喜踊跃，所以当时就提出“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共修”的主张，尤其认定未来推动“人间佛教”，当以实践“禅净共修”为要务。　　总之，佛法本是一体的，纵有层次上的不同，也是“归元无二路”，何必贬此褒彼呢？再说，禅门既然走寺院的路线，重在僧众行者的修持；净土念佛法门则是走上社会民间，重在信众的修持，本来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彼此各行其道才是，或者百川流归大海，同一水性，却因中国人总是好划分立场，彼此好作争论，比较来比较去，多所饶舌，因此才引出许多无谓的纷争与是非。 在佛经中有一个譬喻，师兄弟二人因为师父腿患风湿，每天分别为师父按摩双腿，因为彼此敌对，互相打断对方所按摩的腿，最后受伤害的是师父。禅净互相排斥，不但有违佛门广大、佛心无所不包的胸怀，而且正如“师父的腿”，最后受伤害的，还是佛教本身。　　所以，若说禅是一朵花，其实净土也是一朵花，“二花并艳”不是很好吗？“二花争艳”，皆为第一，何必互比高下？彼此相争，最后只有两败俱伤，此实不智之举也！　　↑　　四、宫廷密教时期（元明皇朝时期）　　密教，是相对于显教而言，世俗又称密教为喇嘛教。　　密教经典最早是在三国时期传入中国内地，有支谦译的《无量门微密持经》等经典；西晋时，又有《大灌顶经》等密教经典的译出。但是，直到唐朝，密教才经由“开元三大士”善无畏（天竺人）、金刚智（天竺人）、不空（师子国人）的提倡，而使密宗的灌顶传法及各种仪规，如禳灾、祈福、求雨、治病、降伏鬼魅、护摩等，受到皇朝的重视，盛行一时，并且由信奉道教以求长生不老的唐玄宗之支持，蔚然成宗。　　唐朝的帝王，如唐太宗晚年，仿效秦始皇、汉武帝，希望求得长生不老之法；及至后世的高宗、玄宗等诸多帝王，也因受长生之术的诱惑，而与密教结下不解之缘。　　到了元朝，蒙古人成吉思汗希图统辖西藏，因此以喇嘛教为国教，许多喇嘛受到帝王的尊仰，如元世祖忽必烈礼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成为中央统治的官员，统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的事务，中国广大显宗的僧侣，受到严重的压制。及至明代，一样尊崇喇嘛，朝庭封有八大法王；乃至清朝时期，西藏四大政教领袖：达*、班禅、哲布尊丹巴及章嘉胡图克图，再受清朝敕封。这段时期，密教与帝王、宫庭的密切关系，形成中国佛教史上特殊的“宫庭密教时期”。　　根据《元史?释老篇》记载：“释老之教行于中国，已有千数百年，然其盛衰系于时君之好恶，如佛之于晋、宋、梁、陈，如黄老之于汉、魏、唐、宋，其效可观。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清代历史家赵翼在《考史杂录》〈陔余丛考〉卷十八“元时崇奉教滥”一节中提到，“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元朝喇嘛教盛行情况可见一般。　　元朝崇敬喇嘛教，始自第一代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他在“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外，并曾在太庙落成时，亲自与全国四万僧侣举行戒会七天，从此定为永式；此外，他向群臣宣布：“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见《佛祖统纪》卷四十八）　　元朝著名的喇嘛，首推八思巴。忽必烈在元宪宗在位时，曾率兵进入西藏，见到七岁的八思巴纵横说法，辩才无碍。及位后，礼八思巴为国师，并“受以玉印，任中原法王，统开下教门。”元世祖接受八思巴的灌顶仪式，并受持戒法。至元六年时（一二六九）世祖又命八思巴为蒙古制造文字，称为“八思巴文”，后封他为“大*法王”，对蒙古文化的影响深远。　　元朝国祚九十八年，十一位皇帝全都礼拜喇嘛为国师、帝师。每一位皇帝即位之前，均需经过拜师受戒仪式，方得登基为帝。在《辍耕录》卷二即记载著：“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译语之‘囊达’，实此国俗然也。”　　忽必烈至元十七年（一二八○）八思巴圆寂，元世祖下诏：“自是，每帝师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嗣，终元世无改焉。”（见《蒙古源流笺证》卷六）于是继之有“亦邻真”、“答儿麻八剌乞列”、“亦摄思连真”等多人受封为国师（见《新元史》，释老传）。国师的迎立，必需先遣大臣颁珠字诏，仪式隆重，如同元首。　　此外，胆巴受八思巴推荐入朝，号为金刚上师，圆寂后进号“帝师”；阿鲁浑萨理是维吾尔人，从八思巴学习，亦精通其他民族语言及汉文经史百家，曾官拜集贤学士及平章政事；沙罗巴，西域人，小时即礼八思巴为剃度师，精通藏文，并且担任八思巴及元世祖之间翻译；达益巴，亲近八思巴十三年学习，元武宗即位时，曾受召进朝问法，圆寂后，谥号为“祐圣国师”；迦鲁纳答思是维吾尔族人，通达佛理及各民族语言，元世祖命他跟从八思巴学习佛法及藏文，曾用维吾尔文翻译梵文和藏文经论；必兰纳识里，维吾尔族学者，精通佛教三藏及诸国语言，至顺二年（西元一三三一年）受封为“国师”。　　国师的地位尊荣，不仅帝后、太子受教，大臣也会相继前往受戒。除了封国师外，喇嘛优异而受朝廷赐封勋爵者，亦达十余人，如教瓦班受封“翰林丞旨左丞相知枢密院事”、从吉祥受封“荣禄大夫司加禄大夫司徒”等(见《元史》〈本纪〉二十九、三十三、三十五)。　　当时辅佐帝王朝政者有宰相耶律楚材，僧人刘秉忠等。据《元史》卷一四六载：“楚材自幼聪敏好学，涉猎群书，天文、地理、术数、律历、释老、医卜之术等无一不通。楚材二十七岁时，太祖成吉思汗攻袭金都燕京，风闻楚材名声，召来陪侍左右，做政治顾问，礼遇有加。其后成吉思汗讨伐西域，每有楚材参划，屡次上谏而使太祖终有大成。”　　在《翰林学士王磐碑铭文》则详细记载刘秉忠的事迹，说他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名僧侣。世祖即位，从朝仪官制创订到元号更新，悉依其草案，厘订社稷大计。刘秉忠虽位居人臣，仍斋居素食，未忽僧行，并且以天下为己任，贡献元朝发展。最重要的是，刘秉忠将中国佛教灌输到异族帝王心中，汉族受惠无计，带给国家社会影响很大。　　元朝宫廷相当重视佛事，如大婚、出行，无不受戒；或者启建法会，法会内容相当多，例如《元史》〈本纪〉二十九记载：泰定元年二月，修西番佛事于寿安寺；同卷又载：昭献元圣皇后忌，白修佛事，饭僧百万人。《元史》〈本纪〉十五提到：命思麻等七百余人作佛事于玉塔殿、寝殿、万寿山护国仁王寺四十五会等等。其它如祈雨、祈风、止雨、镇雷、荣星、修疫、超度等，也都是元朝宫廷中常作的佛事。甚至，如元世祖、元裕宗、元仁宗、元成宗之后等，往生后，皆奉祀在喇嘛寺中。诸帝的谥号更以梵、藏文取名，以表示聪明、吉祥等意义。　　整个元朝由朝廷兴建的佛寺达千五百所，如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城南寺、兴教寺、大崇国寺、大崇恩福元寺等等。根据《元史》各本纪中记载，当代由大内召宣所刊行的藏经多种，如元世祖刊大藏三十六藏；成宗刊河西吐蕃两体字藏经；仁宗命杭州刊经八藏；文宗命江浙刊经二十七藏，以泥金写经规模宏伟，空前盛况；其它还有金字藏经、梵文维摩经、西番字藏经、畏兀字无量寿佛经一千部等；其中以元世祖召集汉藏大德僧人编辑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最为著名，是研究西藏经典与汉译经典比较研究的重要文献。 到了明朝，喇嘛仍然受到相当的尊重。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曾经出家为汉僧，他深知元代因为崇尚喇嘛教，因此衍生出诸多的流弊，例如供养糜费，国库亏空等，但是他为了怀柔蒙古、西藏地区，还是一样给予喇嘛诸多的殊遇。　　另一方面，由于朱元璋自己曾经当过和尚，他深知宗教凝聚群众的力量，所以为了强化对宗教的管理，一直想方设法，务要切断佛教与民众的连系。只是尽管他废除喇嘛教在内地中央的特权，最终还是没有削弱喇嘛教在汉地的重要地位。他不仅设西宁僧纲司，任喇嘛三刺为都纲，甚至在甘肃河州设置番汉二僧纲司，任用西藏僧人为僧官。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元朝帝师喃迦巴藏卜入朝，明太祖封“炽盛佛宝国师”；七年，八思巴的后代公哥列思八纳思监藏班藏卜入朝，亦被加封“国师”称号。　　明成祖即位后，对喇嘛更加尊重。永乐元年（一四○三）曾派遣中官侯显进入西藏，迎请哈立麻喇嘛至南京，除了亲自前往慰问外，封他为“大*法王”，并且请他在南京灵谷寺启建法会；此外，当时在西藏弘法的宗喀巴派他的首座弟子释迦智到中土来，明成祖即封他为“大慈法王”，后来释迦智还当了永乐、宣德两代国师。　　根据《明史会要》的记载，明成祖永乐时代所封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及十八灌顶国师。　　后来的宪宗、孝宗、武宗三代，也都相当敬崇喇嘛，东来中土的西藏喇嘛，多给予“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的尊称。　　因为元明王朝一直崇拜喇嘛，汉传各大乘宗派至此黯然失色，并且渐趋没落。直到清朝，大抵承袭明朝，连僧官的职别名称，都和明代相同（见《大清会典》卷七十一）。清皇室相当崇敬喇嘛教，顺治九年时（一六五二）达*五世应世祖之邀入京，受朝廷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鄂济达*喇嘛”，这也是西藏黄教取得中国政府认同之始，而成为正式的法王地位。　　此外，《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康熙三十二年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大喇嘛，于喀尔喀建库伦，广敷黄教。”自此至乾隆年间，哲布尊丹巴都受到清朝朝廷的重视和礼遇。　　最著名的是雍正捐舍自己位在北京紫禁城内潜邸，设成喇嘛教本山的雍和宫，以表示对佛教的尊敬。　　世宗雍正曾自号圆明居士，收辑古德禅语成为《御选语录》十九卷，世祖喜受参禅，并且以禅门宗匠自居。他曾召请憨璞性聪、玉林通琇及木陈道忞等禅师先后入京说法。另外还曾选点一千五百位僧人从玉林通琇受戒，并尊为国师，以表示他对汉人佛教的贡献。（见《普济玉林国师语录年谱》）　　此外，世宗也从章嘉活佛学禅，并言自己在禅方面的造诣多得力于章嘉，他曾赞叹章嘉是“乃真再来人，度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见《御选语录卷十八》）后又称赞他是“秉质灵异，符验显然；且其教法流行，徒众日广。”　　乾隆四十四年时（一七七九），第六世班禅抵达北京，自乾隆皇帝起，归依班禅为师，亲受佛教教义，宫中大臣、后妃、嫔妾、太监等，无不敬班禅如佛。　　虽然从元到明清，朝廷崇佛如仪，遗憾的是，历代的喇嘛并未真正在佛法上引导帝王治国之道，只是一味地以密法来迎合帝王富贵欢乐的美梦，以致帝王被世间声色之娱所迷，朝纲不振，国势积弱，诚所谓“因地不正，果遭迂曲”。帝王信佛的出发心不正，本身之因已偏；帝师喇嘛又未能施之以佛法善缘，其它汉传宗派亦未能受到重视，难怪元朝历任皇帝的政权短暂，国祚不长，自是意料中事，又何足为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