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

内容提要：古代佛寺藏书与我国古代官家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并称为四大藏书系统，而后三家藏书系统皆有其特定的服务对象，只有古代佛寺藏书才是唯一全面向社会开放的藏书系统。本文通过文献资料的汇集与考察，研究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宾川县境内鸡足山古代佛寺藏书情况，说明古代佛寺藏书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关键词：云南鸡足山 佛寺藏书 《鸡足山志》

前 言

佛教的特质在于启迪人生智慧，匡正世道人心，乃至使生命界得到涅槃的升华。中国佛教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因而中国古代佛寺具有明显的文化教育特征——包括佛教的社会教育、佛教专科教育等。佛门为教育之所需，广泛收藏各类图书资料，使之拥有较为庞大的藏经楼建筑体系，用以贮藏内(佛教的三藏十二部)外(社会各类科学)坟典。因而寺院藏书之丰富，与中国的官家藏书、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共同构成中国古代藏书系统。纵观佛寺藏书因缘大致有四：

一是佛教信仰的功德思想，即对佛经的传播、读写、收藏等均有莫大的功德，也是佛教修持福慧的重要法门之一。

二是对法(达摩)的崇敬，即称佛法为三宝之法宝，对于佛经的敬仰、爱护、传习，也是佛弟子的必修功课。

三是佛教重视教育的特质，佛教以智慧(般若)的启迪为特胜，对于智慧的实现，法宝被称为文字般若，即文字也是真理的载体，从而得到佛弟子的重视。

四是中国固有的深厚人文环境，即中国文化对于典籍的重视与收藏，客观上对佛教藏书提供了优厚的人文环境。

一、早期鸡足山佛教

云南大理在汉代始纳入中国版图，时为益州郡地，唐代中叶，南诏蒙氏自立为南诏国，五代后晋时，段氏继蒙氏之后建大理国，二者均建都大理。元代忽必烈攻破云南，建云南省，置大理府。据文献记载，佛教于唐初即传入大理，其寺院林立，有“妙香佛国”之称。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云：“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可以想见当时大理佛教之盛况。开元年间(713—741)，使臣张建成将汉传佛教传入云南，大理佛教已形成印土、汉地、藏地传入的格局，并相互影响，与当地传统“本主信仰”融合，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阿吒力教”。时南诏王室敬信佛法，避位为僧的帝王就有七位，世隆建极年间(859-874)曾建大寺八百，小寺三千，使佛法遍布其国。皇室还“遣使入朝受浮图像并佛书以归”，使南诏“所诵经律，一如中国”。可惜南诏时期的佛教文献，仅存《南诏图传》(藏日本京都友邻馆)及玄鉴的《护国司南抄》(即《仁王护国波罗蜜多经》的手抄注疏本)。据李孝友先生考证，南诏、大理至元代，大理古国的佛教藏书极为丰富，然大理境内的鸡足山藏书情形如何呢？

鸡足山又名青巅峰，明《一统志》称之九曲山，峰峦起伏，如莲之九盘，故又称九重岩山。明翰林李元阳《鸡足山游记》谓，叶榆水之东八十里，有一山耸出，平顶向南，余三方各有山一支，如顶上之三足，故称鸡足山。山半华首门，相传为佛陀大弟子摩诃迦叶在此守护佛衣以待弥勒，因之鸡足山被尊为迦叶道场，为云南佛教的中心。三国时鸡足山建有小庵，唐代扩建，在明清时佛教最为鼎盛。

范承勋《鸡足山志》载，初有僧小澄者，与二僧结庵于此山，并于大理乞食弘化，其年代不可考。此为关于鸡足山佛教的最早记载。我们应该注意这段文献记载，其二僧止山结庵修行，并对小澄的乞食颇有异议，明显具有中原佛教特色；小澄以神通行化，并乞食于市，类印度佛教特色。

《滇释纪》卷一载，有杨波远大士，唐永徽间(650-655)“常骑三角青牛，逍遥以游”，“后游苍洱间，偶遇迦叶，波于三阳峰下，为设一供，陈石作案，石长丈余，阔六尺……石今犹存”。观杨大士神通应化行迹，已明显具有大理本土信仰阿吒力教等密教特色。

宋僧名慈济，“常在洱海东北，有危石悬立峻壁，下临深渊，师日拜佛其上，功行精严，屡有感应，至今呼为礼拜石，足迹犹存”。时鸡足山名为青巅山，地处佛国，唐宋间多佛弟子行迹，然其所习行业典籍，概不可考。

元僧源空，“威楚人，三岁能诵佛号，入微溪山为僧，常游螺髻山，有虎伏岩下，后入九重岩”，此应为习净业者。有僧普通，“赵州人，幼入鸡足山出家，遍历讲席”，普通继中峰明本(1263～1323)之后，属临济禅宗。

来自河南的本源，至正年间(1341-1368)在大龙潭上开罗汉寺。据《志》载，明以前鸡足山所建寺庵为数不少，如天柱山四观峰的古代方塔遗迹；迦叶殿“原名袈裟殿……此寺创始先朝，年代莫考，古碑碣有云：周昭王五年丙辰，牟尼佛出世，其脱衣正在此处，故名袈裟殿，唐天宝时(742—756)供刻像于此”；石钟寺“创自唐时”；圣峰寺“按此寺址为明歌坪者，净月初建寺时掘土得碑，上云迦叶入定时，八明王歌咏颂佛于此地，古称为明歌坪云”；传衣寺即古圆信庵，接待寺即古福禄寺，均“创建自先朝，年代莫考”；隆祥寺“古名白井庵”。可见鸡足山古寺林立，香火鼎盛，早已成为大理佛教重镇。

明以前鸡足山佛教已然兴盛，但佛寺藏书已少有发现。经过考察证明，造成明以前佛寺藏书湮灭的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明政府对大理文献的破坏。朱元璋在平定中原后，命傅友德、沐英、蓝玉率大军远征云南。明洪武十五年(1382)灭大理，明政府便“定租赋，筑城隍，兴学校，立卫堡，瘗战骨，广屯田，抚军储蓄，创设诸司衙门”。在另一方面，明政府则采取文化灭绝政策，大力扼制、消灭大理地区的白族文化，竟将“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致“是山(鸡足山)有八大刹，有赐藏四，兵燹迭罹，半付劫灰”，当时僧慧辉为破山老人四世孙，住持迦叶殿，“睹其厄运焉。”此为很难见到南诏及大理国文献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干燥多风气候易引发火灾，致使佛寺屡遭回禄。大理地区每年冬季有数月干燥多风季节，最易遭受火灾，这也是古文献毁灭的另一原因，从《志》中记载鸡足山佛寺屡遭回禄这一点足以证明。

二、鸡足山明清藏书

(一)鸡足山明清请藏录

元季以来，临济禅僧纷至沓来，结茅参禅，弘法阐教，鸡足山佛教为之大兴。从嘉靖起，朝廷提倡佛教，颁赐藏经于名山大川，仅鸡足山就有四寺获此殊荣，传衣等寺则自行募化，各购得藏经一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之《藏经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云：

明季心学盛而考证兴，宗门昌而义学起，人皆知空言面壁，不立语文，不足以相慑也，故儒释之学，同时丕变，问学与德性并重，相反而实相成焉。然前此藏经，率皆梵(竹+夹)，印造不易，请施尤难，宇内丛林，有藏经者十不得一，遐陬僻壤，更终年莫睹一经矣。迨运会既开，流风遂扇，宫廷既有全藏之颁，林下复有方册之刻，赍经之使，不绝于途，名山之藏，灿然大备。今可考见者，鸡山一隅，即有藏经十部，各建专室，特设知藏，所贮与书院藏书埒，或且过之，与尊经阁之常拥虚名，藉培风水者，尤不可同日语，则当时佛教之盛，非偶然也。

这里陈垣指出佛教在明季受到朝野的推崇，除了官家雕藏，尚有民间的“方册之刻”，寺院请藏之风盛行，朝廷颁藏之使不绝于途。他对鸡足山藏经的考查甚为详尽，且对佛教藏书的评价极高，所谓“所贮书与书院藏书埒，或且过之，与尊经阁之常拥虚名，藉培风水者，尤不可同日语”，可见佛寺藏书对佛教和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仙根《鸡足山藏经记》载鸡足山的请藏因缘道：

古者天子诸侯，祭望山岳，以其能兴云雨，济化育，厥功茂也，而当世所称四名山不与焉。然而天下士庶，无愚智贤不肖，奔趋瞻慕，仿佛灵迹为奇，特转相告语，有恨不及见者，岂真佛法弘妙感服，固如是乎？昔大友氏四十余年，导引无边及其末，以正法眼藏，独付摩诃迦叶，入鸡足山以定，阿难尊者以宝香貌之，至于今弗替，然则鸡足山当首四山而又不与何也？曰远也。自须弥山王分枝擘脉，偏四天下，崇峰邃谷，莫知纪极，以其远也，祭望缺焉，即鸡足为宗旨，渊源尤或遗之，况夫人七尺之躯，百年之寄，道叶深厚，而踪迹隐约，名限疆域者岂少耶？是山有八大刹，有赐藏四，兵燹迭罹，半付劫灰。僧慧辉为破山老人四世孙，住持迦叶殿，睹其厄运焉。爰走姑苏，苦募四寒暑，遂得正藏……并诸佛像庄严以归。

鸡足山远离中原，早期没有受到朝廷应有的重视，当其传为迦叶道场后，情形为之一变，则一山八大刹中有四寺获朝廷赐藏。几经兵祸，使赐藏“半付劫灰”，则私募藏经以继之。下面简略考察鸡足山藏经分布情况。

1、华严寺藏经。《志》卷四《寺院上》载：“华严寺在鸡足中峰之中，嘉靖间僧真圆建庵，后黔国公张、郭二总管扩为寺，内有沐公祠。万历十四年(1586)颁赐藏经，四十二年(1614)灾。僧海川募张举、郭子荣重建，丽江土知府木增建藏经阁，名曰华严阁，永历十二年(1658)正月复灾。”请藏者为妙峰大师，《志》卷六云：“妙峰，燕京人，万历己丑(1589)赍藏入山，贮华严寺。”万历十四年颁藏，万历己丑年(万历十七年)至鸡足山，运送三载到山。同妙峰请藏者，《志》载有本安、如满二人，“本安，号无心，万历己丑，慈宫颁藏鸡山，赐紫衣，与妙峰同赍到山，奉藏华严(寺)”，如满“号月轮，请藏来山，两赐紫衣圆顶，与妙峰同赍藏回山，至修华严寺”。

《志》卷八有《万历十四年九月初一日谕华严寺敕》，载“兹者圣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命工刊印续入藏经四十一函，并旧刻藏经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颁布本寺。” 此即《永乐北藏》，为《永乐南藏》之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在北京雕造的大藏经。明正统五年(1440)完成。全藏636函，1621部，6361卷。后在明万历十二年(1584)续刻各宗著述41函410卷，并入该藏，并附《永乐南藏》4种经卷和目录，计15函153卷。此藏竟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灾而不失，又建“华严阁”贮之，于永历十二年(1658，即清顺治十五年)复毁。在《徐霞客游记》中载：“(华严寺)月轮以讲演名，万历初，圣母赐藏，后遭回禄。”这部藏经最终毁于火灾。

2、放光寺藏经。《志》卷四载：“放光寺在琼楼山下，倚壁参天，面山横案，适当鸡山之胸臆。嘉靖二十五年(1536)僧圆惺同李元阳创建。万历三年(1575)灾，圆惺复建。二十六年(1598)敕颁藏经，有藏经阁，名御藏阁。崇祯间洱海道何闳中、乡绅曾高捷重修。”这次朝廷派出“御马监、左监丞高登”赍诣并奉送藏经到山。

徐霞客对放光寺的藏经也有记载，其“更建毗卢阁，阁成而神庙赐藏”，并曾在寺中“录其藏经圣谕”。此次请藏者是圆惺。《新续高僧传》云：“圆省者，甘州人，年十六出家，初栖伏牛山，后历五台、峨嵋。嘉靖间来滇至鸡足，睹华首幽胜，思建寺憩止，亦与李中溪相值，机缘契合，遂为兴筑，今放光寺是也。圆省居山三十余年，德馨远邑，时神宗颁藏，赐敕供奉。”圆省即圆惺。

《志》载藏经楼名“御藏阁”，而《徐霞客游记》称之为“毗卢阁”，可能是复建后更名之故。据李孝友考证此藏经亦为《永乐北藏》，同华严寺“这两部《北藏》一部是各色锦缎梵策装帧，一部是普通黄色纸梵策装帧，前者现存五百零八册，后者一千六百一十册。”

3、大觉寺藏经。《志》卷四载：“大觉寺在紫云山前，万寿庵上。万历初寂光寺僧儒全建一小庵，十七年(1589)楚僧本安、吴僧福登，赍慈圣太后懿旨，颁藏经至山。三十年(1602)僧可全拓大为寺，于殿前建二观楼，以贮藏经。”楼名二观，“取《道德经》有欲无欲之义。”这一次朝廷捐内帑银，“造佛藏尊经二十余部，散施各省名山寺院”，并派太监陈相传护送藏典，此福登、本安也不是等闲之辈，为“敕赐芦芽山护国永慈寺禅僧”。此散施各省的二十余部藏经，与万历十四年赐华严寺藏经同一时间段，应是《永乐北藏》。

4、悉檀寺藏经二部。《志》卷四载：“悉檀寺在满月山下，大龙潭上，后枕石鼓峰。万历四十五年(1617)，土知府木增延僧释禅建。天启四年(1624)，敕颁藏经，赐额‘祝国悉檀禅寺’。崇祯二年(1629)，建法云阁贮之。四年(1631)其子木懿，重加丹垩，宏丽精整，遂为一山之冠。”

《志》卷八《天启四年七月初六日谕悉檀寺敕》云：“兹者朕嘉善道可依，念传布之未广，爰命所司，印造全藏六百七十八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永垂不朽。”此赐藏六百七十八函，为《永乐北藏》。此受赐藏经者为释禅大师，如《敕文》中说：“命僧释禅，虔恭护持，奉请藏经，该部议覆，特允颁赐尔等。”

到了天启十四年(1641)，僧道源“往朝普陀，又请嘉兴府《藏经》一部，贮大殿中。”于是悉檀寺贮《藏经》二部。次往浙江请藏者道源即弘辩，为徐霞客游侣。所请方册藏经即《嘉兴藏》，又名《径山藏》。

《志》卷十有徐霞客《赠鸡足僧弘辩请藏浙中，因游天台》诗句：“亲依智者坐天台，为请琅函杖锡来，归梦夜县云磬寺，征帆朝背雨花台。三车独向林中演，八部同瞻海上回，天乐几曾闻讲席，青莲应自舌端天。”方册藏经贮于鸡山，此为第一部。

5、传衣寺藏经。《志》载传衣寺在凤凰山下，背倚万松山岗。为“嘉靖(1522-1566)初年僧性玄同李元阳建，隆庆年(1567-1572)灾，万历三十四年(1606)僧寂观重修”，并“建锦云楼于殿右，以贮藏经”。

阮尚宾《传衣寺记》载：“此传衣所为取乎，第传衣故。圆信庵大机上人所创，嘉靖间，中溪先生与宾川朱守山游，秣马于此，夜复对榻，谭大机一达宗旨，且与其徒印光戒律并严，二公重之，遂捐金复创招提，前起高阁，题曰天下第一名山……法界上人，名曰寂观，印光之徒也。往承衣钵，栖迹兹山，戒律一如其师，尤多证入，曾建藏经楼贮经。盖行僧乎，又举高僧所庵名真澄者为上首，余殊礼致之。方议春秋开讲，居无何，忽有回禄之变，时万历辛丑(1601)元日也。”可见请藏者为寂观大师，此《藏经》收藏于“锦云楼”，不明版本，仅知道于万历辛丑(1601)年毁于火灾。

6、寂光寺藏经。寂光寺在锦霞山下，背倚旃檀林，为花椒庵旧址。嘉靖间僧本帖建寺，万历间僧儒全重修，天启间儒能再修，“于殿右建九年楼，供奉藏经”。

《志》卷六《人物》载：“如堂，寂光寺僧，年十五诣千佛阁出家，栖金龙庵六载。因山无藏经，入都叩请罗近溪，遂为请，送寂光寺，师奉藏归。”

7、石钟寺藏经。石钟寺在仙鹤山下，背枕狮子林望台，面向钵盂山。《志》称“寺创自唐时，明永乐正统间(1436-1449)敕赐大少林寺了通、了晓重建”。僧了积于万历年间建石钟阁，其徒周辉、洪舒“增大规模，以贮藏经”，顺治戊戌(1658，即明永历十二年)毁于兵火。康熙壬寅(1722)，僧洪舒复建。

8、迦叶殿藏经。迦叶殿原名袈裟殿，在插屏山麓。嘉靖三十一年(1552)，僧圆庆募邓川土官阿子贤建寺，万历四十年(1612)阿岑增修，顺治丁酉(1657)建天咫楼于殿前。《志》载“天咫楼在迦叶殿前，顺治丁酉修建，上贮藏经，中奉万佛塔，最为庄严。其楼三层，而地形又最高，故名‘天咫’。康熙三十年(1691)灾，三十一年僧慧文重建，楼仅二层，巡抚王继文题额”。

《滇系·艺文五》载康熙间李仙根《迦叶殿藏经记》云：“是山八大刹，有赐藏者四，兵燹迭罹，半付劫灰。僧慧辉为破山老人四世孙，住持迦叶殿，睹其厄运焉。爰走姑苏，苦募四寒暑，遂得《正藏》三百三十函，为卷六千七百六十，贮以十四箱，并请佛像庄严以归，而远乞记于余。”从函数来看，慧辉所请的应是《嘉兴藏》。《嘉兴藏》全部三百四十三函，此仅三百三十函，可能后十三函尚未刻成。

9、四观峰罗城内藏经。除八大刹藏经外，据《志》四载，四观峰顶罗城内的佛殿后，亦有藏经阁，为鸡足名僧广称阅藏之所。《志》卷八大错和尚《天柱山四观峰记》云：“……至四观峰，峰有罗城，城内前为金殿，殿后又有佛殿，旁有两廊，颇宏敞，后有阁。”此阁即佛殿后的藏经阁。罗城的藏经属何种类型，是何人所请，皆不得而知，仅知广称大师曾阅过此藏经(可能是闭关阅藏)。

另有鸡足山金顶寺，在顺治甲午年(1645)合山耆宿同僧自玉重修，并“废阿难殿为藏经阁”，此藏经阁是否有藏经收藏，已不可考。

10、祝圣寺藏经。祝圣寺在钵盂峰下，古名钵盂庵、迎祥寺，自嘉庆后已无人居住，其“山形丰隆圆起，正当两涧之间，周环观之，宛然钵盂当胸也”。光绪三十年(1904)，虚云老和尚来鸡足山，“于山中觅得一破院，名钵盂庵，居之。虽住无房屋，餐无宿粮，然十方四众来者，皆礼接之”，经老和尚苦心经营，钵盂庵遂成一大丛林。光绪三十二年(1906)，大师为止“寺产兴学”之风赴京，得到肃亲王的支持奏请藏经事谊。

予留京师，商诸护法，以自清朝开国以来，于云南地方未有颁发龙藏，似应奏请颁藏经全部，法惠遐陬。旋由肃亲王发起，总管内务府大臣奏曰：

为请旨事，据僧录司掌印僧人法安禀明，云南省大理府宾川县鸡足山钵盂峰迎祥寺住持僧人虚云呈称，本寺系为名山古刹道场，缺少藏经，愿欲请颁龙藏一份，永远供奉。查此山寺，即迦叶尊者胜会，其寺实属古刹，请颁龙藏，为崇佛法。经民政部尚书肃，柏林寺住持澄海，龙兴寺住持道兴等，加结前来，谨据情奏请，强蒙谕允，应由臣衙门传知僧录司，转饬办理，为此谨奏，请旨。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六日准奏，硃批奉旨依议钦此。

朝廷接到要求请藏的奏章，一月后给予答复：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奉上谕，云南鸡足山钵盂峰迎祥寺加赠名护国祝圣禅寺，钦赐龙藏，銮驾全副。

钦命方丈，御赐紫衣钵具，钦赐玉印，锡杖如意。

封赐住持虚云，佛慈洪法大师之号，奉旨回山传戒，护国佑民。内务府大臣传知虚云，谨领各件回山，永镇山门，善为布教，地方官员，一体虔奉，加意保护，毋得轻亵，此谕。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日给

此次进京收获最为丰富，除得一部御赐《龙藏》外，又敕赐钵盂峰迎祥寺名为“护国祝圣禅寺”，并赐“全副銮驾”。虚云老和尚被“钦命方丈，御赐紫衣、钵具，钦赐玉印、锡杖、如意”，还封他为“佛慈洪法大师之号”，“奉旨回山传戒”以护国佑民。《龙藏》等物先由京运到厦门，再经南洋辗转运回，历经三年的路途劳苦。供奉此藏于鸡足山祝圣寺藏经楼，正好是宣统元年(1909)腊月三十日。

附：云南鸡足山请藏简表：

寺院名称 藏经类别 性质 时间 藏书地点 请藏人 附注

华严寺 《北藏》 朝廷赐藏 1586年 华严阁 妙峰等人 万历四十二年永历十二年两次灾

放光寺 《北藏》 朝廷赐藏 1598年 御藏阁 圆省 由御马监左监丞高登赍诣奉送

大觉寺 《北藏》 朝廷赐藏 1589年 二观楼 本安等人

悉檀寺 《万历藏》？ 朝廷赐藏 1624年 法去阁 释禅

同上 《嘉兴藏》 募请 1641年 大殿中 道源

传衣寺 募请 1606年 锦云楼 寂观 1601年火灾

寂光寺 募请 天启年间 九年楼 如堂

石钟寺 募请 石钟阁 周辉 毁于兵灾

迦叶殿 《嘉兴藏》 募请 天咫楼 慧辉 1691年灾

金顶寺 1645年 藏经阁 自玉？ 有无藏经不可考

四观峰罗城 藏经阁 广称阁藏处

祝圣寺 《龙藏》 朝廷赐藏 1906年 藏经楼 虚云 朝廷所赐

富丽空前 (二)其他文献

鸡足山除藏经的庋藏外，尚有大量文献可考。一是鸡足山私人撰述或鸡足山刻印的文献，一是修撰《鸡足山志》参考文献等。今略述如下：

1、鸡足山古代私人撰述。

儒全字本无，即释禅大师，昆明人，俗姓张。十九岁礼通海秀山妙空祝发，禀具于大方和尚，得法于所庵大师，后栖鸡足，研穷经藏二十余年，“与所庵同注《肇论》”。万历丁巳(1617)，丽江土知府木增题建悉檀寺，“延之开山，并奏请藏经”。光宗特旨颁藏，授秩僧录左善世，兼赐紫衣。所著有《楞严忏法》、《风响集》、《因明论随解标释》及《老子玄览》、《禅宗颂古》及诗文偈颂若干卷。

在《徐霞客游记》中载，悉檀寺的弘辩、安仁二师“出其师所著书见示，《禅宗赞颂》、《老子玄览》、《碧云山房稿》。弘辩更以纸贴墨刻，本公所勒相畀。”《禅宗赞颂》即《禅宗颂古》。

真语，《志》卷六载“师初不识文字，日夜礼《华严》不断，经六七载，顿开慧性，诵《华严》如夙记……著有《观无量寿佛经注》(《新续高僧传》之《明洱海般若沙门释真语传》作《观世音经注》)，国母遣妙峰赍藏入山，赐师紫衣。”

广慧号野愚，《志》载“行脚江南数十年，归来著有《颂古百则》、《沤花集》一卷行世”，《新续高僧传》载他“题咏颇富”。

尽玄号如如，《志》载他“著有《三教直指》、《金刚定衡》、《性学正宗》等书，拈花寺乃师始创也”。

周理，即彻庸禅师，云南杜氏，《志》称其“得法天童密云和尚，归鸡山妙峰开堂，海众云集，以棒喝传宗。滇南自古庭后二百余年，祖灯再焰，实从师始”，有《谷响集》、《曹溪一滴》及《语录》等著作传世。

读彻，字见晓，世称苍雪法师，云南呈贡赵氏子。《志》称其“著述甚富，海内宗之”。“童年随父舍身昆明妙湛，复游鸡足，为寂光水月侍者。讲诵之余，研穷义谛，文词泉涌，辩者莫当。……书有《遗戒十章》……《法华珠髻》，并同丽府木公参补《华严海印忏仪》四十二卷在藏，闻所传诗文，散佚颇多，有《南来堂集》，刊入《云南丛书》中”。

普荷号担当，《志》载其为“晋宁州儒士，俗姓唐，字大来，以明经选不赴，弃家遍游，归而出俗，参水目山无住和尚，往来鸡足点苍间。师喜书画，索者盈门。……所著有《修圆》、《橛庵》二集和《拈花颂》百韵行于世”。

大错和尚，“丹徒钱邦芑也，明季官云南巡抚，品节学问，冠绝流辈……乃削发改僧服，自号大错，往来滇黔。晚至衡岳死，即塔焉。”《鸡足山志》为徐霞客创稿，简略未刊。大错大有增补，为滇中山志善本。所著《蕉书》及《诗文集》皆散佚，剑川赵联元搜辑，编为《遗稿》四卷，其《咏梅柳诗》，旧有传本，已刊入《云南丛书》。

知空学蕴，有清通来等编《知空蕴禅师语录》二卷在《嘉续藏》。

还源宗本，俗名曾高捷，工诗文书画，《滇释纪》卷三有云：“德曙，字敬止，太和孙氏，世业儒，工吟咏，年近知命，乃礼云峰心安和尚祝发。精修净土，著有《诗文偈颂》并《和宗本山居百韵》。”说明宗本尚有《山居百韵》行世。

读体号见月，《志》称“滇楚许氏子，投寂光寺量如法师雉发，后历海内，遍参知识，无不印可。受戒嗣法于金陵三味和尚，主持保华，戒律精严，嗣法六十余人，戒子万计。集有《三坛正范》、《指作二持》行世”。

寂定字自如，别号铁牛，姓张，剑川人。《新续高僧传》卷四称其“明天启间随南礼科给事中，杨栋朝之任金陵，习见俗荣，颇怀厌恶，思舍去之，恐不得，遂乃解衣履置之……明崇祯辛巳归滇住鸡足山，弘数法席，名振一时，乃建断际庵居之……宗律湛深，尤精教义。书兼行草，有阁帖遗意，鸡山犹存墨迹。所著《语录》、《诗文》十卷未梓”。

鸡足山也有白衣的撰述，如隐士杨黻，《志》载为“永乐年间太和人，号存诚，隐居不仕，孝友好施……后入鸡山栖罗汉壁岩间二十余年，年八十归家卒……所著有《桂楼集》、《篆隶宗源》”。

《鸡足山志补》卷二中，有玄珠之诗卷，“尊胜塔院藏释玄珠自书《诗卷》鸡足山一首，有‘西巡圣主曾贻敕，南诏蛮王未敢封’之句”。玄珠号仙陀，“霞客禅侣”。

鸡足山也有自行刊刻文献，如《志补》卷二“固原弟子五尚礼，率男广禄，原籍陕西西凉固原卫群门所张城人氏。自丁亥岁躬随国主临滇，发心清崇三宝，修严各山寺院，刊印释道经忏二藏，施送十方”。在《牧斋初学集》卷第二十八云：“《华严忏》独后出，其制之者曰唐一行，其藏之者曰鸡足山，其尊信而流通之者，今丽江郡守木君也。”此为木增刊刻《华严忏》的历实。

２、《鸡足山志》中所见文献

鸡足即为佛教名山，于此修学佛典者，代不乏人。如《鸡足山志》载，有德住和尚，于嘉靖辛亥年在圣峰寺出家，“依蔡关主究心宗学”，此所究之心宗学，即禅宗典籍；真语师初不通文字，日夜礼《华严》不断，经六七载，顿开慧性；如唐师结茅于罗汉壁岩下，日礼《法华》；万历年间有僧白云，在石漏之境“结芦岩畔礼诵《华严》”；本怀禅师在箭括泉书写《华严经》；万佛泉，僧广传在此持诵《法华》；黑熊洞，法师所庵在此谈《法华经》；腾蛇洞，相传有异书及《法华经》藏其山中等。此山不仅藏有佛儒典籍，尚有不少道教文献，比如腾蛇洞所藏的异书，可能就是道家书系，又《志》卷二云：“藏头洞，昔周哲于此洞修炼，多藏经、史、道书。”

明末高僧大错和尚，于顺治十五年(1658)后修《鸡足山志》时，“勉为网罗散失，采集旧闻，与无尽及山中禅友，参论笔削，积百四十日而稿始成”，仅仅四个多月，他和“山中禅友”，走遍全山胜境，探幽访奇，搜罗明清文人诗词游记，辑成文稿。他在《志》中广泛引用社会人文资料，这些大量文献在时间上不允许借阅，只能是鸡足山诸寺中所收藏的典籍。今据《志》考其所参考文献。

《鸡足山志》卷一《考证》篇中，为考订迦叶于鸡山持衣入定之说，其引用宋沙门契嵩《传法正宗传》、周理《曹溪一滴》、唐玄奘《大唐西游记》、《名胜志》、《法显传》等书的记载，并加以考订，以证明此山命名鸡足山的合理性。对鸡足山星野的归属，他引用《汉书》、《晋书》、《宋书》、《星经》、《无命包》、《太乙书》、《通志》、《鬼谷子》、《汉地志》、皇甫谧《帝王世纪》等有关天文学对益州的论述，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今考之前史并《通志》等书，辩论纷纷，详究其说，则鸡山分野，原属井鬼”的论断。在考查鸡足山地理形势时，其参考《河图纬》、《山海经》、《大理郡志》、《洞天福地记》等有关地理学书籍，对鸡足山的地势作出了适时的分析与研究。在《鸡足山志》卷二《山水上》中，又再次引用《传法正宗记》、《法显传》、印土《名山记》及《大唐西域记》诸书，以证明此为迦叶尊者入定处。对于鸡足山所处的位置，他引用《大明一统志》、《滇志》及《郡志》等。考察《白古纪》一书，略述鸡足山的古代史，并依范石湖的《吴船录》、《法苑珠林》及《酉阳杂俎》等著作，再次证明“鸡足华首门即迦叶入定之处，而西番别无鸡足”之说。在《鸡足山志》卷三《山水下》中，引郦道元《水经注》、《尚书》、《禹贡》、《地志》、《甘肃志》等，以考查鸡足山的交通与山水形势。

从大错和尚编撰《鸡足山志》所参考的文献来看，其山对于天文地理等文献的收藏，应该也是比较丰富的。

三、鸡足山古代藏书的特色

鸡足山世传为迦叶入定而得名，受到上至朝廷，下至方野人士的崇敬，皈依三宝者日众，并培养了一批大师级的佛教弘法人才，其佛典的庋藏，亦甚为丰富，今依据上述考查，对鸡足山的藏书特点略作评述：

其一，鸡足山藏书是以佛教百科全书式的《大藏经》为主。明以前鸡足山藏书不详，然明清时期的鸡足山，已经受到世人的瞩目，明清朝廷曾五次颁藏，分赐与华严寺、大觉寺、悉檀寺、放光寺及祝圣寺。朝廷对西南边陲的鸡足山颁藏，当然有一定的特殊意义：

一是体现大一统的怀柔政策。鸡足山远在荒裔，虽汉武时已入中国版图，而唐时南诏立国，至元再入版图，故下颁“敕书煌煌，名寺宝藏”，“若亿兆响善，岂不四海大和”，以显中央大一统的气度。为了怀柔边民，安抚地方官吏，朝廷也以赐藏的形式表示其“慈爱”精神，如《谕悉檀寺敕》文中说：“朕惟尔地，僻在南滇，北临丽江，崇尚佛教，自昔已然。兹以木增奏称：伊母罗氏，夙好修持，捐资建寺，护国庇民，命僧释禅，虔恭护持，奉请藏经。该部议覆，特允颁赐尔等，尚其益坚善念，率领全山僧众焚修，导悟边民，阐扬宗教，皇图巩固，圣化遐宣，钦哉故谕。”

二是以宗教补助政治之不足。如天启四年的敕书说：“朕惟自古帝王，以儒道治天下，而儒术之外，复有释都相翼并行，朕以冲昧，嗣承大统，天下和平。”以儒教为根本思想，以释教辅助政治的治世观，是中国帝王的统治特色。又“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佛教觉悟群迷，护国佑民的功能，受到了朝廷的充分认识。

三是以宗教感化少数民族，以实现其归顺化外之民的理念。《志》卷八《天启四年七月初六日谕悉檀寺敕》云：“祖之意，弘仁普济之诚，使海宇共享无为之福，先民有言，一念思善，和风庆云。一念不善，灾星疠气。夫善念以有感而兴，无感而懈。是以皇极敷言，不厌谆谆，圣哲所贵，善与人同。”当然，朝廷赐藏还有其对佛教功德理念的认同等，兹不再述。

除官家赐藏外，鸡足山根据自已的需要(一是对法宝的供奉，二是教学的需求)，募请藏经六部。一山之中，加上朝廷颁藏曾经有过十一部藏经，可谓典籍和阅藏的风气，在鸡足山是非常盛行，如禅僧广称，阅藏于四观峰罗城内的藏经阁；僧渊明，在放光寺御藏阁之左净业居阅藏；规模最大的藏经学习算是华严寺，曾“开阅藏制场百期于众中”，后来的名僧遍周大师，就是从此学习出来的学生。

其二，鸡足山藏书中，人文撰述占有重要的地位。鸡足山的人文撰述，内容极为丰富，兼及内学外学，如有关佛教仪规的本无《楞严忏》等；禅学专著如本无《禅宗赞颂》、尽玄《性学正宗》等；三论学有所庵与本无同注的《肇论注》；周理的《曹溪一滴》为禅宗史学著作；戒律学有见月律师《三坛正范》、《指作二持》，见晓《遗戒十章》等；属因明学的有本无《因明论随解标释》；天台学的有见晓《法华珠髻》等；净土学的有真语《观无量寿佛经注》等；文字学的有杨黻《篆隶宗源》等；有关道学的有本无《老子玄览》等；尽玄《三教直指》，属于三教比较学范畴。还有大量的《禅师语录》，是研究佛教史学、云南地方志的珍贵史料。山上僧侣及信徒所撰述的人文著述如诗词歌赋等文集，均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其三，鸡足山藏书颇为全面，诸如历史、地理、哲学、文学、传记、笔记及地方掌故等资料均有收集。能超越狭隘宗教观，以客观的胸怀对待社会文化，这是难能可贵的，与大理文化“释儒”现象及儒士出家莫不有关。其中曾为儒士的僧人有周堂、尽玄等；明鉴、渊明等为当地名门之后；进士得第或致仕后出家的有悟祯、还源及担当和尚等。这些高素养的出家僧侣，文化的需求也比较高，因而鸡足山拥有内容广泛的藏书是合乎情理的。

与当朝名士交流，或请学者讲学其中，这也是促进鸡足山藏书丰富的另一原因。如进士出身的李元阳、陶不退、谭文化、罗近溪等，或读书山中数年，或曾寓居佛寺怀古，于鸡足山多有名篇遗世。如著名的任姚安知府李卓吾，万历八年(1580)曾寓钵盂庵听经，状元罗念庵曾受请讲道于宾苍阁等。还有一些如周东华、杨黼等博通三教的隐士，为鸡足山的文化建设作出了不少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