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

一个中国历史上社会痛苦 、 政治棍乱的悲剧时代 ，然而 , 它又是精神上极自由、 极解放 , 最富于智慧 、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

佛教作为一株源自于异域的意识形态之花 , 这一时期在中华大地寻找到赖 以滋生的土壤 , 得 以生根发芽 。

但是 , 在公元五世纪中叶 , 中原的佛教徒们经历了历史上空前的一 次“ 法难 ”一一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

北魏建国于三八六年 , 积极致力于征服中原 , 至太武帝拓跋焘即位 , 于四三九年统一了北方 。

建立北魏的拓跋部是一个文化较低、社会发展落后的部落 。 在其统治之下 , 当时的北魏社会中 , 阶级矛盾就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 起 , 构成了复杂的社会状况 。

一方面 , 北魏的统治者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努力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合作 , 引用汉族地主为官。

出身于清河著名士族的崔浩就曾受宠一 时 , 并在太武帝灭佛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汉族地主的帮助下 , 北魏统治者们接受了先进的封建制度 , 迅速封建化 。

另一方面 , 在统治阶级内部 , 拓跋贵族与 汉族地主之间又存在着矛盾。

他们两者之间不仅有着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 , 而且因为民族差异的存在 , 拓跋族的统治者在引用汉族地主为官的同时，又对其存有极大的戒心 , 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双重影响 , 统一不久的北方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 而处于双重压迫之下的各族人民也不断奋起反抗 。

灭佛导火线-盖吴起义

盖吴是卢水胡人 , 不堪忍受压迫 , 于 四四五年在陕西杏城起义 , 陕甘地区的汉、卢水胡 、 屠各氏、羌等各族人民纷纷响应 。起义范围北起杏城 , 南至渭水南岸 , 西起秦陇的金城 、天水 , 东及河东 。

参加起义的群众多达十余万人 , 奉盖吴为秦地王 。这次起义的规模 、声势之浩大 , 使得北魏统治者不敢忽视 。北魏政府派六万骑兵镇压 , 甚至太武帝拓跋煮也亲临河东 、关中指挥 。

虽然起义军经过多次战斗后失败 , 但是对于北魏统治者来说 , 是一次极大的震动 。

尤为甚者 , 太武帝到达长安 , 在一寺院内发现了兵器 , 本已把佛教作为戎狄之教加以排斥的太 武帝更是怀疑佛门与盖吴通谋。

据《魏书 · 释老志 》中记载 ·

”二会盖吴反杏城 , 关中骚动 , 帝乃西伐 , 至于长安 。先是 , 长安沙门种麦寺内 , 御验牧马于麦中 , 帝入观马 。 沙门饮从官洒 , 从官入其便室 , 见有弓矢矛盾 , 出以奏闻。 帝怒曰 此非沙门所用 , 与当盖吴通谋 , 规害人耳工 ”。

正是因盖吴起毕动了统治者的神经 , 让他们意识到了政权统治的岌岌可危 , 所以太武帝在发现 沙门可能与盖吴起义有染时, 才会下如此之决心 , 诏天下灭佛。

政权的巩固与否与帝王的王位休戚相关 , 此时的佛教与造反的百姓联系在一起 , 自然会招致帝王凭借王权对其实行镇压 , 因而引发了太武帝灭佛的恶性事件 。

外来宗教与本地文化的冲突

咱们前面讲到 , 北魏的统治者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努力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合作 , 引用汉族地主为官。 那么讨论太武帝灭佛的原因 , 就不能不涉及崔浩 。

如果说 , 盖吴起义是太武帝灭佛事件的导火线 , 那么早在此之前 , 崔浩就在思想上对拓跋焘潜移默化 , 也就是说 , 灭佛事件的发生是有极唯刻的思想背景的 。

太武帝在对待佛教的态度及其社会作用是有一个认识变化过程的。

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接受了佛教 , 太武帝开始也信奉佛法 、 礼敬沙门。

据《魏书 · 释老志 》载 ：

“ 世祖初即每亦遵太祖、太宗之业 , 每引高德沙门 , 与共谈论 举诸佛像 , 行于广荷 , 帝亲御门楼 , 临观散花 , 以致礼敬 。 ”

后来太武帝听信司徒崔浩的劝告 , 信奉寇谦之的天师道 , 排斥佛教 , 进而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 《魏书 · 释老志》上这样记 载：

“世祖即位 , 富于春秋， 既而锐志武功 , 每以平定祸乱为先 。 虽归宗教法 , 敬重沙门 , 而未存览经教 , 深求缘报之意 。 及得寇谦之道 , 帝以清净无为 , 有仙化之证 , 遂信行其术 。 时司徒崔浩 , 博学多闻 , 帝每访以大事 。浩奉谦之道 , 尤不信佛 , 与帝言 , 数加非毁 , 常谓虚诞 , 为世费害。 帝以其辩博 , 颇信之 。 ”

这里所谓寇谦之的天师道 , 是指经过寇谦之改革后的贵族化了的道教 。

经过寇谦之改革后的新道教也主张“ 服食闭炼 , 但他把许多封建伦理教条变为道教的教义 , 如教人“ 不得叛逆君主 ”、“ 于君不可不忠 “ , 要安于贫贱 、“ 勿怨贫苦”, 等等 。

这一 改革 , 使道教由原来的民间宗教一跃而成为官方宗教 , 这一贵族化的道教无疑是极其迎合统治阶级一一当然包括帝王的心意 。

因而它才有可能在一旦被发现后 , 立即被封建帝王所采纳 , 成为统治人民的又一有利工具 。

这样 , 道教在与佛教的竞争中 , 脚跟站住了 , 顺民思想和迷信思想的毒素 , 也由此广泛散布到了民间。

公元四二四年 , 即太武帝始光初 , 寇谦之把道书献上朝廷 。 此时的道教还尚未充分流行 , 朝野信奉者很少。

这样的情况之下 , 崔浩利用其地位优势 , 向太武帝不头时机地奏上这样一折， 在得道成仙的巨大诱惑 , 加上太武帝身一些 因素的影响 , 道教的地位终于在太武帝朝压过了佛教 。

可以说崔浩凭借其在太武帝面前的特殊地位 , 左右了灭佛事件的发生 。

吕思勉先生曾在《两晋南北朝史 》中指出 ：

“太武信道 , 尚在真君以前 , 至七年乃有此祸 , 可见其别有原因 。崔浩特迎机而导之耳......其欲去佛 , 未知何故 , 或诚以其为世费害 , 而假手于虏以除之邪 ”。

崔浩作为一个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 站在民族 、国家的立场上 , 维护儒家文化传统和华夏 民族性 , 因而他支持 、 扶植土生土长的道教以挤垮外来为特征的佛教。

他主观上要阻止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 但事实上没有成功 , 灭佛事件相反在客观上刺激了佛教 , 使它十分注意中国固有文化的特点 , 努 改变自己的 形态 , 以适应中国的国情与社会心 理 , 加 速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发展对统治者形成威胁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 ,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乱世 ，而政治上的黑暗统治带来的恰恰是思想领域内的鸣放 。

在这一个血泪横融 、 战乱不已的乱世 , 社会各阶层人们 普遍有一种“人命若朝霜，人生若尘露”的优生之磋 , 强烈的生命优患催动人们往四面八方去寻找安 身立命之处 , 而东来的佛教适时地为人们辟出了一片精神解脱的新天地 。

此时的佛教在中国已颇具规模 , 并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宗教流派勃兴于意识形态领域。 人们亦纷纷投奔寺院 , 久而久之 , 由于寺院有免除斌役等政策优惠 , 寺院里出现了自己的佃户 , 寺院经济日益膨胀 , 并且人丁兴旺 , 甚至于出现 了 “ 僧兵” 之类的寺院武装 。

寺塔豪华 , 浪费财物 , 僧徒众多 , 不事农桑 , 减耗课役 , 僧尼逐利违法 , 有污秽之行 , 寺院藏污纳垢 , 收容避役逃罪之人等 , 这些对国家财政收入 、 法令统一 、 国力增强都有损 害。

这些问题的存在 , 使得太武帝不得不恐俱佛教势力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趋向强大 , 担心它脱离官方的约束 , 不想见到佛教对社会有过多的影响 , 索性 一棍子打到底 , 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 。

对 于佛教 , 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 , 往往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提倡和扶植灭佛教 , 同样也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限制甚至毁灭佛教 。

统治者的基本态度是 既利用佛教为自身的统治服务 , 又不容许佛教过份地发展 , 即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

纵观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 , 拓跋煮由礼敬沙门而崇奉天师 , 进而演变为灭佛的恶性事件 , 是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 , 当它刚传入中国时是极力攀附于中国传统文化 , 特别是作为道教前身的 ‘黄老道 和神仙道” 。

但毕竟它的根基在印度 , 其许多思想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差别 , 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佛教的外来性就决定了初传的佛教必然会遭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抵制和排斥 。

太武帝灭佛行动又是专制主义王权作用的必然结果。 纵然佛教的外来性使其与本土文化格格不入 , 但本土文化对它的打击并不具杀伤力 , 况且佛教徒有能力奋起反击 , 与之对垒 。

而帝王的灭佛是毁灭性的，历史表明 , 佛教并没有力量反击统治者的毁佛活动 , 佛教就算达到十分显赫的程度 , 也只能蜷伏在专制主义王权的下面 , 为王权祝福 。

佛教政治 、 经济势力的日益膨胀对封建帝王 构成威胁 , 一旦灭佛意识支配了帝王的头脑 , 便发展为灭佛 的行动 。 盖吴起义的发生和道教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引发灭佛事件的偶然因素 。

太武帝灭佛事件 , 为后世帝王的灭佛开了先例 。

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次的教训 , 此后 , 佛教对华夏文化不断融合 , 经过长期的改造和重构 , 中国佛教形成了自己鲜明 的民族文化特色 , 从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 得以长久立足于华夏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