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

佛教对中华传统文化最为突出的影响是士大夫佛学的兴起。在中国思想史上，士大夫佛学的第一个高峰影响了玄学，第二个高峰产生了理学。

士大夫佛学肇始于东晋的“士族佛学”东晋是门阀制度的鼎盛时代，门阀士族所关心的是如何保持他们傲视皇权的政治地位，同时又不失去奢侈享乐的物质生活。创始于曹魏时期的玄学所审视的中心，已从政治问题转移到人生态度问题。

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如何将“自然”与“名教”融会贯通起来。经过西晋末的战乱，偏安江左的门阀士族的忧患意识更重，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也更加迫切。佛教的教理教义，特别是大乘佛教中的般若学“一切皆空”的思想为他们提供了精神食粮。

门阀士族大批卷入佛学，他们不仅以自己高深的文化修养领会佛学的精神，并使佛经的翻译进入科学、准确时期，而且进一步将佛学的教理、教义作为玄学的补充。

于是，出现了披着袈裟“尾清谈”的士族出家的和尚有的被比附为玄学创始人何晏、王弼，有的被比附为发展玄学的“竹林七贤”。士大夫佛学至此形成《世说新语》一书就是士大夫佛学的具象和范本。

士大夫佛学的第二个高峰出现在宋代。从外向到内省，从开放到封闭，从粗犷到细腻，这是唐宋之际中华文化的重要转折。禅宗那种一切皆空的世界观、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清净超俗的生活情趣，与宋代士大夫那种内省、封闭、细腻的心理性格一拍即合，禅宗风靡天下，士大夫禅宗化，禅宗士大夫化，进而儒、禅合流。

许多士大夫成为不出家受戒的佛门冲、张商英、胡安国、张九成等。更多的士大夫虽未皈依佛门，却精通弟子，如在《五灯会元》中列名的就有夏竦、苏轼、苏辙、黄庭坚、王韶、范经，如王安石精通《楞严经》为之作注。

佛教高僧也往往援儒入佛，如天台宗的智圆著有《闲居编》51卷，在该书序中他自称:“好读周孔杨孟书，1自号中庸子。”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产生的理学，深受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理学家们吸收佛教教理、教义以建构、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

如周敦颐精通《法华经》他的“无欲”“主静”说渊源于佛教；而《爱莲说》更显示了他与佛学的因缘。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实际上，二程兄弟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也搀杂着佛教的因素。苏轼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

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他认为儒、佛、道三教殊途同归，有如百川归海。故此苏轼、“洛学”中广泛地吸收了禅宗的思想。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中，也不乏禅宗佛学的印痕。

佛教对民间生活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佛教节日对中国传统节日，特别是腊月初八佛成道日—腊八节、四月初八佛诞日——浴佛节、七月十五僧自恣日“盂兰盆会”——中元节，有很大影响。佛教教义与戒律如火葬、放生、食素对民间生活也有较大影响。

关于佛教对中国古代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影响，赵朴初先生有精辟的论述:

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

至于音乐方面，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

道教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

道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对中华传统文化也发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为突出者则是士大夫道学的发展。

士大夫道学的内涵与士大夫佛学相同，士大夫道学关注的主要是道教的教理、教义，其本质亦非完全意义上的宗教，而是理想、观念、信仰的寄托。在士大夫佛学的两个高峰期内，士大夫道学也同为高峰期；玄学与理学，不仅有佛学的因素，也有道学的影响。

如玄学名士、“竹林七贤”（见图4-12）之一的嵇康，在他的内心深处，蕴含着一种遁隐山林、避世逍遥、修炼成仙的思想。甘露元年（256年），他终于实现了这一夙愿，隐迹于家乡山阳县（今河南焦作东南）东北方向50多公里外的太行山南麓一带，追随道士孙登、王烈，服食修炼。

孙登是当时著名的道士，长期住在共县（今河南辉县）附近苏门山的土穴之中，夏天自编草衣，冬天靠一丈多长的头发保暖，沉默寡言，性格温和，喜读《易经》，所弹之琴仅一根弦，却能奏出神气的五和之音。

他的大名不胫而走，司马昭派阮籍去探听虚实阮籍也是玄学名家、“竹林七贤”之一，他欲与孙登谈论太古无为、三皇五帝及养生之道，孙登不予理睬，最后阮籍发出清韵响亮的长啸。

孙登报以若鸾凤之音的长啸，使阮籍大彻大悟，回去写了著名的《大人先生传》王烈本是太学生，饱读儒家经典，后来遁入山林，服食养生。嵇康虽然未能成仙，但他的思想中散发着浓烈的道教气氛。

再如理学开山人物周敦颐的思想深受道士陈的影响陈是北宋初期著名的道士，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甚见尊重。理学家邵雍的儿子说其父深得陈抟之真传。周敦颐极为推崇陈抟，曾作诗云:“始观丹诀信希夷，盖得阴阳造化机。

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合后更知微周敦颐的主要著作有《太极图·易说》1卷、《易通》40章，总计不足3000字他的《太极图》传自陈抟，《太极图·易说》渊源于道教《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中的《太极先天之图》的说明。

有研究者指出:“这些都显示他开始把儒家的现实伦常要求与道教的宇宙图式联结起来，企图为宇宙论过渡到伦理学（人世规范）搭上第一座桥梁。”

除了对思想史的重要影响外，道教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及道德伦理也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文学艺术领域来看，道教也有非常深刻的影响，道教的神仙思想是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以道教为题材的作品，大量见于诗词歌赋、戏剧、小说等文学形式之中。

从科学技术特别是中医学领域来看，道教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中医的影响极大。道教的外丹术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其内丹理论丰富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推动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道士往往也行医，如晋代葛洪就是一位名医，精通医药学，著有《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等医学著作。

道教的炼丹术还是中国实验化学的先驱。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炼丹家葛洪，就是一位杰出的实验化学家，他在炼丹实验中观察到了硫化汞加热后所发生的化学反应，《抱朴子·金丹》有两句概括的话:“丹沙烧之成水银，积变又成丹沙。”

丹沙就是硫化汞。葛洪对于铅的化学变化、对于金属取代作用的观察，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具有极大01午版杀伤力的火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同治病救人的东西一同被称为“药”，就是因为它是道士们炼丹过程中诞生的。

从道德伦理的领域来看，道教的社会影响也很突出。道教十分重视伦理道德教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戒律和劝善书，包括功过格等。这些内容不仅对道教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就对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广度与深度而言，道教皆不及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