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僧人的生活，是依著「四依法」的原则，所谓四依法是：（一）常乞食；（二）穿粪扫衣；（三）住树下；（四）陈弃药。因此，出家人依行乞过日子，身穿粪扫衣，坐卧树荫下，只用陈弃药。如果佛教徒要捐赠给僧团和比丘个人，仍可以收下使用，依佛陀的看法，居士们相信施舍或捐赠，可让自己得到福报，为了不让对方失望，也不必拒不接受。

　　　　但是佛教传到中国，首先是它剃发染衣、割爱辞亲的作风，与中国固有的伦常及孝顺的美德冲突，再来便是劳动生产的问题。印土戒律里规定比丘要以乞食为生，不得垦土掘地，以免杀死地下的生物，所以比丘不能自行耕种，连挖地、种树、种菜也被禁止。而中国古来社会重视劳动生产，很难接受一个群体可以与尘世脱离，可以不尽军事义务、不受王权监管，于是便讥嫌不从事生产的比丘是「乞丐」、「流浪汉」、「寄生虫」。

这样的讥嫌使比丘无法获得生存空间，既没有生存空间，弘法度生还谈得上吗？ 　　　　在衣服方面，戒律规定每位比丘最多只能拥有三衣，那是在印度气候下的衣著，到了中国，三衣怎够抵御寒风？而且偏袒右肩露出臂膀，根本不被礼仪之邦的中国所接受，在当时的汉朝，袒露出左或右的胳臂，还是一种有罪的刑罚。如此，在中国寒冷的气候及大社会文化使然下，僧人衣著转变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僧人立足社会弘法的开端！ 　　　　关于住的方面，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已有了高度的建筑艺术，当初接待第一批到达中国的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的地方，就是后来号称中国第一座佛寺的白马寺前身──鸿胪寺，所以从一开始，中国的僧人就已住进寺院。又因气候的关系，住在树下亦是不符合现实需要的。 　　　　中国僧人为了适应中国的风土民情，以佛制的「随方毗尼」作为教导原则，调整僧伽的生活方式。于是中国的僧人不向人乞食而自行耕作，自给自足。从马祖道一禅师以下，开创出农禅的丛林制度，一千多年来，影响著整个东亚地区僧人的生活。 　　　　不但饮食、居住的环境改变了，衣服也从只有法服的形式，增加了常服的样式，使得三衣由御寒、蔽体的实用功能，转变成只有在佛事、法会等隆重仪式中才穿著的功能，而常服却在中国俗服的影响下逐渐转变，在唐朝时还曾与俗服混同，使得义净大师感慨地说：「所有著用并皆乖仪。 　　只支偏衫裤之流，大圣亲遮。」而今日僧人所穿的罗汉褂、短褂之类还是民国以来改良过的，可见中国僧衣依然是一种「活」的服装。　　审视过去中国僧伽生活方式改变的历程，它可说是佛教中国化最现实的基础，而在二十世纪末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佛教如何现代化？僧人的生活是否仍要主张农禅方式？这是现代僧伽不能不思考且接受挑战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