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雕塑艺术
发布时间：2024-08-24 02:02:14作者：心经全文网佛教在我国传播近二千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曾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佛教艺术在当时也是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国古代艺术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演变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辽阔的广大地区和众多的民族。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等方面因素，宗教艺术在各地的发展，有其各自不同途径。藏族地区虽邻近尼泊尔和迦湿弥罗，但地处偏远山区，佛教传入晚于西北及中原地区。因此，初期的佛教艺术既有周边的外来因素，也有中原的影响。佛教在当地与本教接触过程中，又逐渐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藏区佛教艺术传统。在以往由于寺院是藏区掌握文化的惟一领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藏区佛教艺术与经典几乎凝聚着当地人民智能与文化的全部结晶。而藏传佛教雕塑既接受有远古原始岩画、大石文化、图腾崇拜和陶裂工艺等传统影响，又传承了中原和印度木雕、脱模泥塑、彩装泥塑以及铜铸佛像等方面的技艺，在石雕、木雕、彩塑、金铜造像和擦擦上体现了藏族文化艺术的高度成就，具有突出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成为展示藏区文明的一部图像史。
佛教传入西藏，约在松赞干布以前五世拉妥妥日年赞时期（五世纪），传说忽从天空降下宝箧，内有《大乘庄严宝王经》、《百拜懺悔经》、黄金宝塔等(《布顿佛教史》）。据《青史》论证：“拉妥妥日年赞王在位时，有《樍达嘛呢陀罗尼》及《诸佛菩萨名称经》等从天而降，虔诚供奉，国政和王寿获得增长，这是西藏获得佛教正法的起首。伦巴班抵达说：“由于当时苯波意乐天空，遂说为从天而降，实际是由班抵达洛生措（慧心护）及译师里梯生将这些法典带来西藏的。”当时，吐蕃四周都是信奉佛教的国家和地区，佛教通过民间的交往开始渗透进来是很正常的。同时，这一传说多少透露了佛教早期传入西藏的某些密教影响。
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上称：“又迦叶弥罗国东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国、杨同国、娑播慈国。此三国并属吐蕃所管。衣着、言音、人风并别，着皮裘、毡衫、靴裤等也。地狭小，山川极险。亦有寺有僧，敬奉三宝。若是已东吐蕃，总无寺舍，不识佛法。当土是胡，所以信也。”开元十五年（七二七年）慧超途经迦湿弥罗等地时未亲入吐蕃，对逻些（拉萨）地区已开始建寺，尚不知情，故有“若是已东吐蕃，总无寺舍，不识佛法”之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吐蕃佛法尚未普及。而对杨同“亦有寺有僧，敬奉三宝”的记述，却可以说明杨同由于邻近崇信佛法的于阗、迦湿弥罗，故较早地接受了佛教。杨同亦称羊同，藏族称为象雄（zhang-zhung即今阿里地区）。《通典》卷一九〇称“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隋、初唐之际，此地亦称为女国。玄奘西行求法，至北印度婆罗吸摩补罗国时，闻知境北为女国。他在《大唐西域记》卷四中说：“此国境北，大雪山中，有苏伐剌拏瞿呾逻国，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也。世以女为王。……东接土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大羊同与女国史载地望全同，唐释道宣在《释迦方志》中已发现这一问题，并作出了判断。他认为：“苏伐剌拏瞿呾逻，言金氏也，出上黄金。东西地长，即东女国。非印度摄。又即名大羊同国，然则大羊同即东女之异名。”女国在隋代已与中原相通。因其王姓苏毗，亦称苏毗女国[1]。
关于苏毗，《隋书·西域传》称：“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王，共听国政……人皆披发，以皮为鞋。课税无常。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嵛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其女王死，国中则厚敛金钱，求死者族中之贤女二人，一人为女王，次为小王。贵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经一年，又以其皮内于铁器埋之。俗事阿修罗神，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祭毕，入山祝之，有一鸟如雌雉来集掌上，破其腹而视之，有粟则年丰，沙石则有灾，谓之鸟卜。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绝。”《唐书．西域传》也称：“苏毗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在诸部最大。东与多弥接，西距鹘莽硖，户三万。”约在六世纪中叶以前，苏毗由于和西域各国及印度通商，经济文化发展较快，逐步统一藏北高原，成为西藏各族名义上的共主。后来，苏毗女王达甲卧独断专横，被杀害，因此发生内乱。后被吐蕃所灭，吐蕃赞普灭苏毗后，因为宠信苏毗降臣，受到下属妒恨，被毒死。苏毗旧贵族乘机复辟，曾重新占领大部地区。这以后苏毗在政体上，有所变化，改以男性为王，并以国王所在地羊同为国名。
在羊同以西的迦湿弥罗（亦称为罽宾），佛教早已盛行，纪元前一世纪七十年间该国高僧毗卢折那即来于阗传小乘教；法护于永康元年（三〇〇年）七月二十一日译成之贤劫经十三卷，其梵本即得自罽宾沙门；西域沙门智山永嘉元年（三一二年）来中原，师事竹林寺比丘尼净检，建武元年（三三五年）赴罽宾学禅；龟兹名僧佛图澄曾赴迦湿弥罗修学，鸠摩罗什亦曾于三五二年赴彼师事沙门盘头达多；其后迦湿弥罗高僧如僧迦跋澄、僧迦提婆、昙摩卑闇、僧迦罗义、昙摩耶舍、弗若多罗、卑摩罗义、佛驮耶舍、佛驮什、昙摩密多、求那跋摩等曾先后来华从事译经弘法；罽宾王族师贤曾任北魏僧统；中国僧徒智猛、法勇、智严、慧览等数十人曾赴彼游学。这一方面说明迦湿弥罗佛事之兴盛，同时亦说明迦湿弥罗与中国佛教关系之密切。后厌哒征服西域诸国，殆二百年间迦湿弥罗与中国佛教之交往中绝，至六三一年玄奘至此，佛教虽仍有流行，已非纯粹佛教国家，其后王玄策、慧超、悟空曾先后至此；七世纪末，迦湿弥罗沙门佛陀波利、宝思维、尸利难陀设等来华译经传道，而彼等所译经典多为密教，知其国密教已盛行。这对临近之羊同等地区佛教亦应有所影响。而同时杨同又为本教之发祥地。杨同国王丧葬藏诸岩穴，杀牲祭祀，以人为殉，都是本教的习俗。本教是一种原始宗教，它把世界分为天、地和地下三个部分。天上的神称为赞，地上的神称为年，地下的神称为鲁（龙）。本教还信奉阳神和战神，认为这些是附在人身的保护神。当佛教传入以后，本教虽然逐渐被佛教所代替，而本教的神祗和仪式，也融合到传来的佛教中，形成了藏传佛教的独特面貌。而佛教这种变革，由杨同逐渐影响到整个藏区的佛教及其艺术。
当羊同成为吐蕃部属，吐蕃佛教也在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和以后金城公主以及赤松德赞等人支持下获得发展。相继在拉萨和山南等地修建寺院。松赞干布建立了奴隶制吐蕃王朝。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并且创制了文字。藏族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吐蕃王朝与唐朝及其周围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迅速发展，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松赞干布与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联姻。尺尊公主带来了不动佛像（释迦八岁等身像）。文成公主带来了觉卧佛像（释迦十二岁等身像）和三百六十卷经典、营造工巧著作六十种。松赞干布填平大湖建造了神变寺（大昭寺）。在建寺过程中，尺尊公主又从尼泊尔招来很多手艺精巧的工匠。与此同时文成公主也从中原招来很多良工巧匠修建热莫切神殿（小昭寺）。五世达赖在《西藏王臣记》中称：“于是在绕萨神变殿堂净香室中，迎供如来不动佛主从九尊；净香室右，迎供阿弥陀佛九尊；净香室左，迎供弥勒法轮像，及其眷属八救度母；净香室南，迎供觉阿不动金刚，其眷属愤怒神及具力药叉诸神围绕；净香室北，迎供自现大悲观音主从三尊；佛像上方雕刻有六字真言、并塑有不空羂索佛、喀萨巴哩（空行观音）、世间自在、马头金刚、甘露漩明王等像；又复雕塑有二十头首龙王、喜龙王、安住龙王、夜叉、俱吠罗、五髻乾达婆、吉祥天女等像。诸像均系应各神自请而塑造者。又将苯教传说，与及轶闻掌故中所有无边化行事迹绘成壁画。然后迎请释迦牟尼佛主从各尊住热莫切（小昭寺）。”传说中的这些塑像多少反映了吐蕃早期造像的类型与组合。
图一：
大昭寺
图二：
小昭寺
七六二年，寂护主持设计第一个剃度僧人的寺院——桑鸢寺。该寺于七六六年建成。因主殿上、中、下三层分别依印式、汉式、藏式建成，亦称为三样寺。赤松德赞亲自主持了破土奠基、开光典礼。莲花生参加了修建工程。桑鸢寺仿照印度欧丹达布梨寺（Otantapuri）按佛教对世界的设想布局。主殿中央效须弥山形，先建一阿利耶巴洛洲，其中主尊为圣观世音。右为救度母，左为具光母。再右为六字大明，左为马头金刚。主眷共五尊。大首顶下殿，其中主尊为自黑宝山迎来之石像。右为慈氏、观世音、地藏、喜吉祥、三界尊胜忿怒明王；左为普贤、金刚手、文殊、除障、无垢居士、不动忿怒明王。主眷共十三尊，依西藏法造之。又建中殿，其中主尊为大日如来。右为燃灯，左为慈氏，前为释迦牟尼、药王、无量光。其左右为八大菩萨近子、无垢居士、喜吉祥菩萨、忿怒尊刚与根。依支那法建造之。在秘密殿中画十方如来等像。上殿，其中主尊为大日如来。于每一面，有二眷属八菩萨近子。内中佛像，有菩提萨埵、金刚钟等十方佛菩萨、不动明王、金刚手。依印度法建造之。上面顶盖，以锦缎绣花纹。四角喜吉祥佛，有菩萨眷属围绕。赤松德赞要求按藏族风格绘塑诸佛菩萨，以吐蕃男女塑造了观音、摩利支天、度母、护法神、马头明王；这时的金铜佛像大部供在桑鸢寺格吉金铜佛殿中。桑鸢寺几经火灾重修，造像已无存，仅能从记载了解其概况。而从吐蕃时期遗存下来的金铜造像和擦擦等仍可了解到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大体成就。
藏语擦擦是指拓模泥像，拓模泥像源自印度，北朝时期已经西域传至中原，唐以前称之为善业泥像，新疆、河西走廊、西安等地均有发现。在古代于阗拉瓦克佛寺遗址（今新疆和田东北龙喀什河对岸沙漠中）出土有模印泥佛像，形制完整，高髻大耳，着通肩袈裟，带翼状焰肩，衣纹稠叠，头光作圆圈三道，手作定印，结跏趺坐。有的贴在佛像头光上的模制小坐佛像，周身作莲瓣纹光圜。这些模印泥像约为五世纪作品。在和田县城附近也出土有模印泥佛，在巴楚吐木休克佛寺遗址也有出土。在天水麦积山石窟散花楼崖面和七佛阁墙面都砌有方形模印泥像，麦积山第三十一号龛有上下两列拓模佛像，每列五铺，中间一铺佛着袒右袈裟，手作定印，结跏趺坐于狮子座上；两侧二铺为同一模拓佛像，佛着通肩袈裟，手作定印，结跏趺坐于狮子座；外侧佛像亦为相同模拓佛像，佛着褒衣博带式袈裟，手作说法印，坐于狮子座。这是内地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北周时期的拓模佛像。制作规范，体量较大。而吐蕃时期的擦擦，随手捏塑，形体较小，而模印亦精。这一时期的金铜造像虽遗存不多，仍能窥见到吐蕃艺术家在雕塑艺术上的成就。
流传下来的吐蕃时期的金铜造像，有周边传入的，也有外来工匠在当地制作和藏族工匠仿制的。据《拔协》等藏文古籍记载，汉地、于阗、尼泊尔、印度等地工匠都曾在藏地工作，各地造像形制和技术都有所传授。同时，由于吐蕃历史上曾统辖其临近地区，所以这时期金铜造像的外来形式影响中，实际上已逐渐具有藏族造像的本土特色。
可黎可足（八一五年—八三八年在位）进行了藏文文字规范化。统一译名。编成译书目录。《丹噶目录》收入书目就有六、七百种。并大力发展佛教，用玉石建佛寺，支持译经。这些活动在当时条件下，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可黎可足主张与唐朝和盟，历史上有名的唐蕃最后一次和盟就是在他执政时期。这时，敦煌在吐蕃统治下，佛教有进一步发展。石窟兴建的规模几乎直追初唐盛世。有名的七佛堂、独刹神堂都是修建于此时。在造像仪式上，除了继承前代的多种经变，又增加了新的图样。文殊普贤变的绘制，其精美程度达到新的高峰。并且在经变的世俗人物中，出现了吐蕃赞普的形象，使古老的维摩变具有了新的时代气息。敦煌吐蕃时期壁画虽然大部分仍是当地匠师绘制的。但是这时出现了不同于中原传统的藏式图像，这一方面是有藏式粉本的传入，同时也会有藏区的匠师来到敦煌，参加了佛教造像塑绘。敦煌藏经洞保存下来的吐蕃时期的绢幡画，对于了解吐蕃时期的艺术也提供了宝物资料，这些都是探索吐蕃佛教造像艺术的重要依据。
以后朗达玛禁佛，卫藏佛教遭严重破坏。寺院被封闭或拆毁，僧侣散尽。只有在吉祥流泉山（地在今曲水县雅鲁藏布江南岸）静坐的三名僧人藏饶赛、约格琼、玛释迦牟尼，带上佛经，逃到青海多康地区，从事传教授徒，得以把吐蕃佛法延续下来。十世纪初叶，西藏经济在人口比较集中、较发达的河谷农业区获得了发展。在新的经济关系的促使下，佛教又逐步得到流传。王室后裔永丹第六世孙意希坚赞又派遣鲁麦·喜饶楚臣等十人（卫地五人、藏地三人、阿里二人）去多康学佛，九七五年左右返回西藏。在地方势力支持下在卫藏建立了一批寺院。其中著名的有夏鲁寺（一〇二七年）、萨迦北寺（一〇七三年）、扎塘寺（一〇八一年—一〇九三年）、那塘寺（一一五三年）、丹萨替寺（一一五八年）、止贡寺（一一八〇年）、八蚌寺（一一八三年）、艾旺寺、江浦寺等。传戒授徒，佛教得以复兴。这时佛教经过与本教长期斗争、吸收、融合，更加具有西藏本地特点。在鲁麦师徒修建的寺院中，遗存下来的扎塘寺壁画和古格王朝遗存的寺院艺术遗物，是这时地方势力崇信佛教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图三：
扎塘寺
图四：
扎塘寺壁画
扎塘寺原名阿丹扎塘寺，意为五有扎塘寺，是格西扎巴·烘协于一〇八一年开始兴建的。格西扎巴· 烘协是赤松德赞大臣钦多杰哲穹的后裔，原名香·达操，出生于壬子年（大中祥符五年，一〇一二年），幼年牧羊，后出家起名协饶嘉（智胜），修建了许多寺院。后讲说《密续经释》，并造胜乐金刚和喜金刚像十万尊，在雅陇地方获得格西扎巴（富有的善知识）的称号。后又得荡巴桑杰及班抵达·达哇页波二师傅授，而获大智。在他年七十时为扎塘寺奠基。经九年修建，寺院大体完成。这时格西扎巴·烘协被弟子用筷子穿心而死，后期工程，由其侄郡协和郡楚二人于癸酉(一O九三年）全部完成。扎塘寺原来是按曼荼罗（坛城）布局建造，现仅存主殿下层，主要由门厅、经堂、密室、佛殿、回廊五部分组成。门厅、经堂、回廊壁画为热振摄政时（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一年）维修时补绘。佛殿保存建寺后所绘壁画，为西藏所存的极为珍贵的早期壁画。佛殿在经堂西侧，三道拱形木门，门楣上有斗拱承托屋梁，门扇下部绘佛母和四大天王像，上部有三对铜狮。佛殿内有八根八棱形长柱，分四排二行排列。佛殿正壁原为佛塑像，南北两壁分列八弟子和二护法像。塑像均毁，仅存背光，可推知原来造像大体规模。佛像背光外四层彩绘，内堆塑金色头身光环，头光为火焰纹。头光之上为迦楼罗泥塑，迦楼罗四臂，口含两摩羯鱼尾，鱼头伸向左右宝莲棋木上，颈部骑一龙女。佛光两侧为壁画四菩萨八弟子。西壁佛像两侧各有佛传图两铺。在南北两壁有佛传图四铺，这八铺以佛说法为中心的佛传图，是晚唐五代时期流行的形式。这一时期西藏佛教雕塑与壁画具有明显的中原影响，显然是与多康地区传入的图像有密切关系。
九二三年，吐蕃王室欧松的后裔贝考赞被起义军杀死。其子尼玛衮带了三名随从及一百骑兵，逃到阿里。马年在拉若修建红堡，羊年又修筑孜托加日宫堡。并受到普兰头人扎西赞的优待。尼玛衮与扎西赞的女儿结婚，遂统治布让，成为阿里之王。后分封其第三子德祖衮到象雄地方。德祖衮有二子，由其子柯日建立了古格王朝，柯日热心佛事，把王位让给兄弟松艾，出家为僧，法号意希沃。在意希沃的倡导下，古格佛教逐步复兴。他曾派遣仁钦桑布和玛·雷必喜饶去迦湿弥罗等地学密宗教法。仁钦桑布（九五八年—一〇五五年）以后连续出国，向印度七十五位大师学法。还请来高僧到古格协同译经。意希沃在泽布隆附近仿照桑鸢寺修建了托林寺和一些较小的寺院。仁钦桑布也从迦湿弥罗邀请艺术家到古格从事佛寺修建。松艾子拉德继位后，派人前往摩揭陀国迎请超岩寺主持阿底峡前来弘法。阿底峡（九八二年—一〇五四年）于一〇四二年到达。阿底峡在古格布法三年，讲经、译经、著述，把戒律和密宗教理加以系统化，对西藏佛教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阿底峡于一〇四五年去卫藏，一〇五四年卒于聂塘。古格大肆兴佛，成为藏区一个新的佛教圣地。一〇七六年古格王孜德（沃德子）在托林寺举行火龙年法会。有康、藏、卫各地很多有名的僧徒参加，进一步促进了藏区佛教的发展。法会以后，不少僧人到迦湿弥罗和印度留学，并迎请大师，先后翻译了密典《金刚顶经》、《行部续法类》、《量决定论》、《集量论》、《量释庄严论》等典论。孜德又派峨·洛敦去迦湿弥罗学习《因明》和《慈氏诸论》。在古格王室的倡导下，阿里地区译经建寺活动大兴。在卫藏地区，除新建寺院，拉萨、桑耶等地寺院也恢复旧观，各地僧徒达数千人。十世纪至十三世纪，这期间见于记载的藏区译师有一百六七十人，迦湿弥罗或东印度来协助译经的僧人也有七八十人。而来西藏弘扬佛法的大师有九十多人。吐蕃时的旧译不少依梵文原本作了校订，又新译了一些经论和晚出的密教经典。由於佛教显密主要经论已齐备，对藏传佛教思想上的系统化，修法上形成体系，准备了条件。古格王孜德以后相继承袭王位的，是其子壩德、壩德子扎喜德、扎喜德子壩勒、壩勒子那迦德哇。《王统世系明鉴》说“他们统治古格、布让、芒域等地。”表明古格曾一度统属布让、芒域两支同宗小王国。那迦德哇之子赞秋德去亚泽为王，在古格仍保持有地方政权，在继续弘扬佛法，并不断修建佛寺，发展着具有特色的古格佛教文化[2]。
由苏毗女国、羊同王国到建立古格王国，虽部族战争连年，但佛法的传播却连绵不断。是藏区最早敬奉三宝、有寺有僧的地区，也是最早吸收当地原始本教因素，形成具有藏传佛教艺术特色的地区，对藏传佛教及其艺术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图五：
东嘎石窟
古格王国遗存的佛教寺院和石窟遍及阿里各地。古格都城在札达县札布让区象泉河畔。河谷两岸山峦层叠。都城依山修筑，四面峭壁悬崖，形势险要。意希沃建立的托林寺在古格王城东十二公里的象泉河畔，东嘎石窟和皮央石窟在托林寺北偏西约四十公里，东嘎石窟残存约一百五十九窟，皮央石窟现存近千窟。这一地区的石窟和新疆石窟一样多建在沙岩上，多为泥塑和壁画窟，残存塑像极少，只在东嘎石窟等处有佛像残存。托林寺是古格王国最早的寺院。寺内经过历代修建，总平面东西长，南北窄，分殿堂、僧居、塔林三部分。僧居在殿堂南北两侧，塔林在寺院之北和西北。殿堂有迦萨殿、弥勒殿、十八罗汉殿、白殿、集会殿、护法神殿和讲经台、嘛呢等建筑。迦萨殿正中为方殿，安放坛城和郎姆那佛像。四向设四殿。周围环绕回廊。外围东向为门厅，供养释迦牟尼和十八罗汉。东西北三向各有殿堂五座，外围四角建高约十三米的四座塔。萨迦殿共有二十三座佛殿，中心方殿象征须弥山，四向的四组殿堂代表四大洲。四角的小塔象征四天王。各殿多有转经回廊。集会殿位于寺东南端，平面呈凸字形，东部为经堂，西部为佛殿。经堂面阔七间进深四间；佛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殿堂内壁满绘壁画。白殿在集会殿东北，平面呈长方形，北部突出一内殿。殿内四十二根立柱，正门作曼荼罗刻饰，保存得较为完好。以上二殿壁画形象优美，是古格壁画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护法神殿残存有护法神像和坛城图，是密宗造像中的珍品，形象健劲，孔武有力。普兰县科迦寺是古格王室修建的第二座大寺院。由强巴拉康、日松贡巴殿和僧舍组成。强巴拉康殿内造像和壁画均已无存。门框、门楣木雕表现佛、菩萨、飞天、佛传故事等，极尽精巧之能事，为古格雕塑艺术中的珍品。日松贡巴殿供有文殊、观音、金刚三尊铜像，龛两侧为壁画八大弟子。托林寺和科迦寺是阿里地区七十多座寺院中的最早最具有代表性的庙宇。在托林寺也发现有残存的金铜造像，这些造像体现了这一时期古格金铜艺术的杰出成就。
保存得最多最为完好的是古格都城的寺院，依山构筑有三百多殿堂、房屋、数百洞窟。山顶宫城有国王的冬宫和夏宫，以及三座佛堂。王宫大殿遗址居于正中，平面成凸字形。大殿仅剩四垛高墙。内部西壁原为立佛，两侧为八大弟子塑像，现均已残毁。正殿北约二十五米处，为贡康洞。平面为梯形，龛内主尊原为四臂依怙塑像，已残毁。四壁满画护法神像。在贡康洞北约五米处，为曼荼罗殿。平面为方形。门樘雕饰精丽，殿堂中部坛城塑像已毁，仅存方城圆台。四壁彩绘尚完好。
在遗址东北角山坡上的寺院区，保存较好的佛殿有白殿、红殿、大威德殿和度母殿等。白殿为土木结构的单层平顶藏式建筑。平面呈“凸”字形，面阔七间、进深八间，殿内分东西六排、南北七排，布置有三十六根方柱，柱头及柱上替木均雕绘。白殿原有塑像二十三尊，现存残像十一尊，另残存像座八。内殿塑像主尊原为一佛二胁侍。内殿东西壁上部原有影塑，残存护法坐像，制作极精。大殿塑像与壁画风格相同，端严秀丽，修长挺拔，形神各异。为阿里地区仅存的较完整塑像。与西藏其它地区的造像风格迥然不同，其制作之精致、造型之优美，是同时期作品所难以匹比的。佛偏袒右肩，外着袈裟，结跏趺坐，庄严而内显慈祥；护法神像身裸披帛，璎珞环佩，形体健劲而仪态威严。在每铺塑像的后壁，绘有与主尊相关内容的壁画，塑像与壁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北壁一尊佛像后绘的却是吐蕃和古格王统世系图。这些画像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在塑像躯体内曾发现有手抄经卷，上有“国王吉丹旺久及王妃长寿健康”的题辞和祝愿王国国政兴旺的祈祷文。这是塑像时放入体内的藏经，可知造像年代是古格王吉丹旺久时期。白殿当建成于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相对安定的吉丹旺久王时期。
红殿晚于白殿，约建于十六世纪上半叶。曼荼罗殿和大威德殿又晚于红殿，约为十六世纪下半叶所建，度母殿最晚，约建于古格王国破灭前。红殿位于白殿之南，亦为土木结构单层平顶藏式建筑。平面呈长方形，殿内南北六排、东西五排分置三十根方柱，柱头及柱上替木雕绘佛像及莲瓣花饰。殿内原有两彩绘塔，现已残。西壁布置佛像，大型塑像均残毁，仅存一主供须弥座及左右长条像座，原来塑像似为佛及弟子像。后壁上原有四十四尊悬塑，仅残存三尊，均为小坐佛。其余三壁均满绘壁画。古格故城遗址和托林寺等地曾发现大量擦擦，佛、菩萨形象精美，宽肩细腰，衣裙贴体；护法体格健硕，有强劲的动态；亦有佛塔及经咒擦擦出现。擦擦上的佛及菩萨等形象与彩塑和金铜造像，都显示了迦湿弥罗和阿里地区长期交流所形成的藏传佛教艺术特色。
山南扎塘寺和古格寺院的这些优美精丽的早期艺术遗存，不仅是探讨古代西藏艺术成就的瑰宝，也是研究西藏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珍贵遗迹。藏人到印度、迦湿弥罗取经，迎请高僧前东译经弘法，邀请外来工匠参与建寺制作佛像，同时将技艺传授给本地匠师。当时，把接受外来形式的作品多称之为“梵像”，实际上，“梵像”既有外来作品和外来匠师在西藏的制品，也指接受影响的一些当地工匠作品。外来艺术形式对藏传佛教艺术有其影响，并成为藏传佛教艺术风格的组成部份，这反映了历史上民族间相互交融和文化上的相互渗透。藏西北部由于和迦湿弥罗临近地区政治上与艺术上的相互关系密切，文化上的相互交融，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古格王国艺术风格。造型趋于写实，有的典雅富丽，虔静传神，有的形态凶猛，动感强烈，富于生命力。体现了朴素率真的审美情趣及浓郁的地方艺术特色；尼泊尔与藏南地区在历史上也是血肉相依，在文化上相互交融，在艺术上形成了相近的特色。有的闲雅文静，婉约柔和，有的朴拙粗犷，雄浑健劲，富有生气。这时藏传寺院艺术在形象塑造上善与恶、美与丑对立面的统一，装饰图案中形式变化与色彩对比上的创意，都显示出艺术家的杰出才华。藏传佛教艺术既蕴含着密宗思想的深沉的内涵，而又在造型艺术上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在佛寺艺术中现实人物和活动被表现，又进一步丰富了宗教艺术的内容。
十世纪后，阿里、康区直到卫藏的整个藏族地区，佛教得到复兴和发展，佛教徒增加到数千人。但是，由于政治上割据势力各自为政，佛教活动也是分散、自流的。教理和修持方式都不一致。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十一世纪中叶开始，直到十五世纪初，由于各地佛教徒在显宗教义和密宗修持方面形成了各自的体系，在教理和仪式上也出现了差别。这就为西藏佛教产生各种教派准备了条件。教派的形成与竞争，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影响到藏族文化在某些方面的发展。
宁玛派渊源较早。密宗在八九世纪从印度正式传入，传授密法单独秘密进行。禁佛时，密宗依靠家族秘密相传的方式延续下来。到十一世纪，素尔波且祖孙把传授的经典整理成系统，并开始建立寺院。在绒·郄吉桑布、隆钦饶绛巴等人的弘法下，宁玛派在十三世纪获得一定发展。宁玛派传承的《伏藏》如《五部遗教》、《莲花生遗教》等书对研究吐蕃史具有价值，其中还有一些医术和译自梵文的经典。桑鸢寺是最早传授宁玛派密法的寺院，宁玛派寺院共同供奉的神像有出世五部：文殊、莲花、真实、甘露、金刚橛；世间三部：差遣非人、猛咒诅詈、供赞世神。这些神像，后三部吸收本教影响较多。
噶当派是阿底峡弟子仲敦巴创始，以佛的一切言教（显密经论）为修法的指示和教导，一〇五六年建热振寺后，逐渐发展起来。在十三世纪晚期纳塘寺僧迥丹惹迟把本寺收集到的佛经编订为《甘珠尔》、《丹珠尔》，是编纂最早的藏文大藏经。噶当派寺院艺术在某些方面吸收了中原影响。噶当寺制作的金铜造像有其特色，被称为噶克达穆（噶当）琍玛（金铜像）。
萨迦派是信奉由贡却杰布家族传布下来的“道果”密法为中心的教派。萨班．贡噶坚赞时，萨迦派直接控制政治、经济，是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萨班的侄子八思巴是萨迦第五祖，一二六〇年八思巴被元朝封为国师。西藏与内地关系更为密切，内地文人、工匠也相继入藏。造纸、建筑及各种技术也不断传入。一二六四年元朝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和藏区事务，八思巴兼领总制院事。一二六八年他奉命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蒙文），加封为帝师、大宝法王。八思巴一二八四年去世。一生活动推动了蒙藏、藏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萨迦派在蒙古、汉地、康区、安多及卫藏各地都曾建寺院。但仅有著名的四川德格贡钦寺遗存下来。该寺的印经院建于一五五〇年，保存有经书一千多种、刻版十八万多块。有极精致的版画留存下来。
噶举派是注重口传的教派，传承应成中观论，注重修身，最主要的教法是讲“大印”。噶举派有许多支派，噶玛噶举创立了活佛转世制度。凉州、宁夏地区自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由西夏王朝统治，宗教上即以藏传佛教为主。噶举派从都松钦巴（一一一〇年—一一九三年）开始，在西夏就有影响。都松钦巴派遣弟子格西藏波瓦来西夏，被尊为上师，传授经义、仪轨和译经，进一步密切了这一联系。出土的西夏藏传佛教文物也反映了这一关系。黑帽二世噶玛拔希（一二〇四年—一二八三年）由四川西部北上传教，曾建寺于宁夏、内蒙交界处。之后又到灵州和甘州一带传法建寺，大大增加了噶玛派的影响。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在一三五九年过宗喀、凉州时，曾在朱必第寺讲法，一三六〇年到大都为元顺帝父子授金刚亥母灌顶，并传授方便道，约在一三六四年启程返藏，沿途建寺塑像。黑帽系第五世活佛被永乐帝赐号如来（藏语即得银协巴），并封大宝法王（一四〇七年），所受礼数高于明对萨迦派的大乘法王、格鲁派的大慈法王，由此确立了噶举黑帽系活佛宗教领袖的地位。噶举派从一三五四年取代萨迦派地方政权，掌握西藏政治、宗教达两个多世纪。直至十六世纪才被黄教取而代之。噶举派僧人不少在文化上有所贡献。乃囊寺第二世活佛巴俄祖拉陈瓦（一五〇三年—一五六五年）的《贤者喜宴》是有名的历史著作。蔡巴噶举的噶德衮布曾七次到过内地，把内地的刻版印刷技术带到藏区。他的孙子贡噶多吉以编纂《甘珠尔》而知名，并在一二四六年写成研究藏族古史的要籍《红史》。其他教派如觉囊派的多罗那它（一五七五年—一六三四年）的《印度佛教史》夏鲁派的布顿·仁钦珠（一二九〇—一三六四年）的《布顿佛教史》 和《丹珠尔》，以及廓诺·迅鲁伯（一三九二年—一四八一年）的《青史》都是有名的著作。
宗喀巴（一三五七年—一四一九年）提倡僧人断绝与世俗的联系，严守大乘戒律。并著《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作为宗教改革的理论基础。一四〇九年于拉萨发起传召大会，一万多藏区各地佛教徒参加。并在拉萨建甘丹寺，创建了格鲁派。宗喀巴弟子绛央却杰在一四一六年建成哲蚌寺，绛钦却杰一四一八年建色拉寺。绛钦却杰（一三五二年—一四三五年）曾代表宗喀巴到北京，被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带回的朱印刻本藏文大藏经、栴檀木雕十六罗汉都存在色拉寺。一四三四年明朝封为大慈法王（绛钦却杰即大慈法王的意译）。从他开始，黄教为沟通藏汉、藏蒙民族关系起到有益作用。宗喀巴和他的弟子一样都重视寺院的兴建和寺院艺术。他停留在沃卡的精奇寺时，重塑了觉卧佛像。并且将年久漫漶的壁画，让工匠重新画过。
十三世纪后，西藏统一于元朝中央政府管辖下，萨迦派教主成为地方政教合一的首领，其后明代的帕竹噶举、清代格鲁派先后执掌政教大权。在相对统一的局面下，在艺术上逐渐出现统一的表现形式和造像样式。此后藏传艺术与内地密切交流，雕塑艺术融入大量汉地因素。萨迦南寺（一二八〇年）、觉囊寺（约一三〇〇年）、昌都寺（一三四七年）、甘丹寺（一四〇九年）等修建于此时，萨迦北寺、夏鲁寺和粗朴寺等也扩建重修。
白居寺和白塔（菩提塔）为一世班禅克主杰和江孜法王热丹絼桑帕巴所建。塔高十三层，通体白色，塔内开有一百零八门，七十七间佛堂，塔寺结合，风格独特，建筑精美，为中国佛塔建筑中的杰作。据《娘地佛教源流》，白居寺开建于一四一八年六月，一四三九年完工。白居寺及其白塔集中了十五世纪西藏佛教艺术各家之长，雕塑、壁画创作精美，是一座集雕塑、绘画和建筑为一体的大型艺术博物馆。据白居寺壁画题记，白居寺吉祥多门塔一层大力明王殿、二层度母殿、不空羂索殿、文殊殿、观音殿和五层南无量宫殿雕塑多出乃宁拉益坚参大师之手。他还绘制了四层智能殿的壁画。拉孜德庆的南卡桑波师徒则制作了二层善趣金刚手殿、三层持佛国王殿、有诸佛形殿、宝部佛殿、焰火金刚殿、金刚萨埵殿、四层如意殿、上师殿、戒师传承殿等处佛像。
图六：
白居寺
根敦主（一三九一年—一四七四年）于一四四七年在日喀则附近建扎什伦布寺。根敦主后被追认为一世达赖喇嘛。根敦主也曾参加佛像的制作。现存扎什伦布寺措钦殿的观音、文殊塑像据说是根敦主亲手塑造的。藏北的拉堆、江孜乃宁的扎什伦布寺和拉萨的达孜是金铜佛雕造中心，拉堆的珀东·乔列南杰（一三七五年—一四五一年）和强巴·扎西仁钦及其弟子创作遍布各地。扎什伦布寺大经堂高十一米的弥勒大铜佛就是拉堆地区纳塘大师绛曲仁钦和江孜重孜及乃宁铜匠制成的。十五世纪达孜的来乌群巴（藏语音为流崇干）是拉萨名匠，金铜佛遍布各地，他所制作的造像被直称为流崇干琍玛，他曾为扎什伦布寺作大日如来、阿閦佛、无量寿佛、宝生佛、不空成就佛、五方佛和白度母金铜像。而扎什伦布寺所造的金铜像，也被称为扎什琍玛。
十五世纪初期勉塘画派创始人勉拉顿珠塑绘兼工，在萨迦江孜求艺，在多巴·扎西杰波门下，创一代新风。其著作《论典善说宝顲》、《如来造像度量品》、《如意宝珠》被奉为塑绘经典。扎什伦布寺的塑绘与之密切相关。其师弟钦孜钦莫在山南贡噶寺、拉萨羊八井寺、粗朴寺多有创作。造型巨大，具有特色。达布果巴协敖·噶玛斯哲（别名果云）一五五四年创立作坊，其雕塑成就最大，白玛噶波（一五二七—一五九二年）和却英嘉措亦为能手，白玛噶波的金铜造像被称白玛噶波琍玛。其著作《品续》评论了各地金铜造像风格。
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是藏传佛教艺术更加地域化的时期，各教派的造像常具有自已的特色，由于工巧明著作、造像度量等经典的流传，造像、壁画、唐卡、擦擦、金铜佛等都迅速规范化。而擦擦与金铜佛造像类型和形态方面提供了最为广泛和丰富图样，为藏传佛教艺术建立了完善的图像体系。十六世纪以后造像题材逾加丰富多样，佛像有释迦牟尼成道像、释迦牟尼、弥勒、大日如来、药师佛、无量寿佛、金刚不动佛、龙尊王佛等；菩萨有观音、莲花手观音、四臂观音、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狮吼观音、文殊、四臂文殊、度母（多罗菩萨）、绿度母、白度母、顶髻尊胜佛母、狮面佛母、吉祥天母、空行母（瑜珈母）等；护法有天王、多闻天王、黄财神、金刚持、密集金刚、胜乐金刚、喜金刚、大威德、大黑天、马头明王、不动明王、尸陀林主等；各教派高僧造像如莲花生、宗喀巴、五世达赖、五世噶玛巴、米拉日巴、唐东杰布等也纷纷出现。大量的高僧造像表现了这时肖像的写实风格。
元、明时期西藏与内地联系日益密切，汉藏艺术双向交流，既影响到金铜造像等方面的制作，也在内地出现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寺院和藏传佛教造像。藏族形式的塑像、造塔、用具、工艺等技术，也是在这一时期自西藏传入内地的。元朝皇室崇信藏传佛教，在宫廷内外建寺造佛，专设梵像提举司，总管塑绘土木之工，主持是尼泊尔艺师阿尼哥（一二四三年—一三零六年）。居庸关过街塔门雕刻（一三四二年）是元代的杰出作品，杭州的飞来峰石造像也是开创于此时。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正月，元军入临安城，朝廷特派杨琏真伽出任江淮诸路释教统领，由是杭州成为元代在江南弘传藏传佛教的中心。飞来峰造像，创于元至元十九年至至元二十九年（一二八二年—一二九二年）间，主要为杨琏真伽施造。
明代对西藏实行多封众建之策，藏区各派佛教首领密切交往，促进了佛教艺术的交流。雕塑艺术创作繁荣，清初仍保持着明以来的造像传统，大量密教造像是乾隆宫廷的主要题材，工艺精湛，制作精美。这时宫廷有汉族、藏族、蒙族匠师，也有尼泊尔工匠。多种艺术因素交相影响，创造了宫廷艺术的新风格。藏传佛教的进一步东传，也使内地出现了多处藏传佛教石刻。辽宁阜新海塘山（现称海棠山）密教摩崖石刻造像是清代阜新地区第二大寺普安寺之遗存，据《阜新县志》卷二载：建寺年代为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由章嘉二世阿旺洛桑却丹建，造像始于乾隆年间，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约一百多年，逐渐完成。
五世达赖时曾大规模扩建、整修大昭寺，在神殿正门两侧塑造了四大天王。以后八世达赖于藏历第十三绕回癸卯年（一七八三年）在主殿转经廊外侧东、南、西三面，以及整个庭院新画上了壁画。一七一七年准噶尔部侵扰西藏。在乱战中，人民遭受巨大灾难。清朝一七二一年派兵护送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入藏。驱除准噶尔军队，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一七五一年下令由七世达赖掌管地方政权，西藏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形成政教合一的集权统治。黄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教派，并影响到寺院建筑与壁画的制作。
各时代的艺术，都是和当时的社会、思想及其它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而又互相影响的。并且它在发展中会随着社会历史进程不断地有所变革。宗教及其艺术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条件下的产物，而佛教传入地域辽阔、文化取得不同程度发展的中国广大地区，外来宗教在各地传统思想和文化基础上进行了吸收和改造，既促进了与传统文化的融合，而又使佛教及其艺术民族化和本土化，具有了中国特色。在中原地区，一些思想家继承而又发展了佛学，融入了儒家思想和新的学术内容。儒、佛、道在斗争中发展交流，相互融合，从而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交流与发展。佛教传入藏区，吸收原始本教的某些内容与形式，得以立足发展。而北部象雄游牧文化和南部雅隆农耕文化在与外来文化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和艺术。佛教寺院和僧徒几乎成为藏区唯一掌握文化的领域和阶层。神秘的符咒和森严的仪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佛教学术思想的发展。佛教与本教的结合，也增加了西藏密宗图像怪异诡奇的特色。但是由于佛教寺院也是人民主要的文化活动场所，宗教艺术家在有所限制的范围内仍然进行了杰出的创造。博大精深的佛学内涵、优美崇高的审美理想、睿智灵巧的造型轨范、艺术匠师的杰出创意，使藏传佛教雕塑艺术在长期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造型经验和美学规律，成为取之不尽的艺术创作源泉。而藏传佛教艺术遗产，以其永恒的魅力，完美的艺术体系，成为中国多民族文化中重要组成部份，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
注释：
[1] 女国实际上有两个，常被混为一国，女国在隋代已与中原相通。隋称其王为苏毗，地在附国西，于阗南三千里，即今西藏北部羌塘一带。另外一个羌人建立的以女为王的东女国，在弱水（今澜沧江）流域“东与茂州党项羌、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八十余城。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口四万。”康延川即今昌都。弱水女国东西狭，南北长，地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河谷。在吐番东北。《新唐书》把《隋书》上的女国与《唐书》上的东女国两者混而为一，竟称“东女国亦曰苏伐剌拏瞿咀罗，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西属三波诃，北距于阗，东南属雅州罗女蛮、白狼夷。”把两个女国的疆域连在一起看成一国，显然是错误的。弄清两个女国的区别，知道与羊同地望相同的仅是苏毗，羊同即苏毗女国也就无可怀疑了。而古格王国也就是在苏毗女国旧地建立起来的。慧超因为未亲至其地，皆记自传闻。在嬾兰达罗国听说雪山东有苏伐剌拏瞿呾逻国。是以出产名其国。至迦叶弥罗，听说隔山有杨同国，是以地名其国。因在两地所闻，故所记不同，其实二名所指是一国。在西藏历史文书中也有关于苏毗的记载。约在六世纪中叶以前，苏毗逐步统一藏北高原，成为西藏各族名义上的共主。后来，苏毗女王达甲卧（义为白虎）政治上独断专横，遭到贵族大臣反对，被杀害，拥立小王赤邦松，因此发生内乱。原女王支持者暗中和雅隆赞普达布聂赛相通，策划攻取苏毗。在敦煌藏文历史文献《达布聂赛传略》上，记述了这一经过：“当雅隆部落达布聂赛赞普之时，在邻邦的年噶旧堡有孙波主达甲卧；在補哇的尤纳地方有孙波主赤邦松。达甲卧为人昏庸，听信奸邪，以善为恶，以恶为善，不纳贤良忠言，对敢于直言劝谏之臣则处以非刑。因此君主昏昏于上，臣属惴惴于下，互相猜忌，离心离德，臣属百姓皆生怨恨之心。一次，有个叫年·吉松纳布的大臣劝谏达甲卧说：王之所为，皆反常规。国政日非，风俗日坏，平民贫敝，邦将灭亡。如不悔改，恐不堪设想。但是，达甲卧不听良言，反说：此话反上有罪。将吉松纳布罢官废为百姓。吉松怀恨，乃杀达甲卧而投赤邦松。赤邦松大喜，封地、赐奴以赏吉松。”“后，娘氏（吉松之奴户）、韦氏（赤邦松之怨臣）、农氏（韦氏舅）三姓即以才崩纳僧为使者向布聂赛联系输诚，达布聂赛说：我虽有一妹侍在孙波主跟前，但是我愿从你等所请。于是娘、韦、农三氏为与达布聂赛盟誓而至钦哇宫。白日隐藏在密林深处，夜晚潜入钦哇宫中，共立盟誓，密谋里应外合之策。此事为百姓所觉察作歌咏之曰：人好呢马也强，白日呢林中藏，夜间呢入钦宫，敌人呢抑友朋。”正在这时，雅隆赞普达布聂赛病故，其子伦赞弄囊继位，约在六二〇年领精兵一万发动奇袭，在内外夹攻的情势下，女王赤邦松及大臣吉松纳布被杀，王子芒布杰逃往北方突厥。苏毗东部藏传地区首领穹波·邦色投降。在藏文《纳日伦赞传略》上也记述了这一事实。“达布聂赛之子伦赞与伦果兄弟，继父之志，与赤邦松的臣属娘氏、韦氏、农氏等重续前盟，约定日期，里应外合，最后消灭了孙波，赤邦松之子芒布杰逃亡突厥。自此雅隆部落的疆域和权势获得巨大发展。娘氏、韦氏等作歌以颂其事，并上赞普尊号曰：政比天高，权比山坚，可号纳日伦赞”（藏文“纳”意为天，“日”意为山）。
《迦叶弥罗国史》也曾记载有：“国北隔山有女国（Strirajya），第八世纪初叶，拉利他迭多（Lalitaditya）曾征服之，王没叛去。”吐蕃也以羊同为北进安西四镇之基地。高宗仪凤三年，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经过勃律攻陷于阗、龟兹等四镇。长寿元年武威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开元十年，吐蕃又攻小勃律，北庭节度使张嵩遣疏勒副使张思礼率蕃汉马步四千人赴援，杀其聚数万，此征之后，吐蕃不敢西向。但开元二十二年，勃律又为吐蕃所破。《唐书·高仙芝传》称：“小勃律，其王为吐蕃所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羁属吐蕃。”天宝六年，高仙芝以步骑一万讨勃律。吐蕃数万屯娑勒城。仙芝夜引军渡信图河，命李嗣业率步军于绝险处先登，大破守军。遂长驱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班师，西域诸国复归向。天宝八年吐火罗叶护失里怛伽罗献策，宣慰个失密王共破勃律。天宝十年高仙芝生擒吐蕃大首领。天宝十二年安西节度封常清讨大勃律。这一时期吐蕃对安西四镇侵犯仍不断。苏毗王没凌赞不堪其扰，欲举国内附，被吐蕃所杀。天宝十四年正月苏毗王子悉诺逻率其首领数十人奔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派人护送至京，在奏章上谈到：“苏毗一蕃，最近河北吐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授，军粮兵马，半出其中。自没凌赞送款事彰，家族遇害二千余人。悉其种落，皆为猜阻。今此王子又复归降，临行事泄，还遭掩袭，一千余人悉被诛夷，犹独与左右苦战获免。且吐蕃、苏毗互相屠戮，心腹自溃，灭亡可期。但其王逆逆归仁，则是国家胜事。付望宣付史馆，旌其慕化。”玄宗从之，四月癸巳，以苏毗王子悉诺逻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封怀义王，赐姓李，名忠信，其属官赐各有差。但是吐蕃一直在西域派有驻军，直到吐蕃赞普可黎可足被害，王室分裂，在唐咸通七年（八六六年）与回鹘交战失败，秴最后撤离西域。八六九年奴隶平民大起义爆发，吐蕃王朝也随之崩溃。
[2]那伽德哇以后的古格历史在藏文史籍中失载，仅一些教派史提到几位古格王曾作过圣山（冈仁波齐峰）的施主，如一二一六年古格王赤·扎西德赞，其后的古格王赤·扎西旺久（其子为班贡德）、赤·扎巴德（王妃桑珠杰母）、索朗伦珠、扎西衮、吉丹旺久、扎西贡、赤·扎巴扎西都作过圣山施主。古格与拉达克常有战事发生。因此《拉达克王统记》也提供了一些有关的史料：约在十五世纪初，拉达克第十七代王路珠曲丹曾发动对古格的战争；二十代王次旺朗杰也曾进攻古格；十六世纪上半叶，古格王吉丹旺久采取和亲政策，将女儿嫁给拉达克第二十一代王甲央朗杰为妃，双方关系有所改善；但拉达克第二十二代王僧格南杰约在一五九四年又曾发动对古格的战争。
一六二四年，天主教神甫安德拉德带修士玛金斯进入古格，古格王赤扎西巴德应允传教士在古格传教，并资助修建教堂。这些活动引起了上古格王弟为首的僧侣集团强烈不满。一六三〇年，国王患病，安德拉德又奉命返印度就任果阿地区大主教，僧侣集团乘机发动暴乱，对传教士和国王不满的贵族也投入了斗争，并引进拉达克军队。拉达克王僧格南杰派兵攻入阿里，任命其子英扎普提南杰统治古格。古格王国至此终结，都城沦为废墟。后来五世达赖罗桑嘉措派扎什伦布寺喇嘛甘丹次旺领兵进攻入侵之拉达克军，约在一六八二年前后，拉达克军队被驱逐出境，此后始在阿里设宗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