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泉胡氏迁湘史事考
发布时间：2024-07-29 02:04:33作者：心经全文网文/何歌劲
湘潭碧泉胡氏，以胡安国、胡宏父子为代表，自南宋初年由崇安经荆门迁来湘潭，落籍于此，遂开宋明理学湖湘学派之先。这一事件是湘潭历史文化与湖湘文化中的重大事件。从此，湘潭走上了著述时代，湖湘文化有了核心的思想内涵。关于此次迁移，若干史实仍然不甚清晰，乃至造成了对湖湘学派认知上的诸多分歧。有鉴于此，笔者谨就若干史事作出考证，胪列如下。
一、胡氏父子建炎三年己酉(1129)冬入湘
碧泉胡氏，古称闽湘胡氏，这是就这个家族的原居地以及迁居地而定名，在其迁徙过程中，还经历了胡安国为官时的寄居地湖北荆门。在首修《闽湘胡氏族谱》中，胡安国之孙胡常[忄原](大履)于宋嘉定十三年庚辰岁(1220)所撰序言中说：
吾族世家闽之崇安，而今占籍楚南，则自吾祖文定公始。先是公以绍圣丁丑登进士，廷试擢探花第，就禄养亲于兴田村。宣和六年，以地当兵冲，遂由崇安徙荆门。
据此，胡安国中进士是在哲宗绍圣四年(1097)，一家原住福建崇安兴田村(今为武夷山兴田镇)，因避战乱而迁居湖北荆门。族谱所说由崇安徙荆门的时间在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但实际上应该早于这个时间。胡安国逝世后，其长子胡寅所作《先公行状》中说，胡安国在绍圣四年(1097)中进士后，“授常州军事判官，改授江陵府观察推官，未赴，如荆门纳室”，显然这是他最早进入荆门的时间。“(绍圣)五年三月，例罢学事司，除通判成德军。八月，所罢司官仍旧。时令人多病，厌道途之劳，留居荆门。”后面又有句“公问舍求田于漳水之滨，治农桑，甘淡薄，服勤左右，婉然愉色，得间则专意经史及百家之文”。据此，则胡安国移居荆门比族谱中所述要早得多。
宋钦宗、徽宗被金人所掳，靖康二年丁未(1127)五月宋高宗赵构即位于南京，改元建炎(1127)，于是北宋结束，南宋开始。胡安国以给事中被召，但随即因弹劾权臣朱胜非落职。
建炎三年己酉(1129)，枢密使张浚推荐胡安国可大用，于是朝廷再次发出给事中的任命。还特地派出使者到荆门，诏令州郡以礼敦请其启程。胡安国长子胡寅时任起居注修撰，高宗赐以手札：“卿父未到，可谕朕旨，催促前来，以副延伫。”胡安国于是自荆门起程赴行在。对于这段往事，胡寅后来也有记述：
建炎三年夏四月，上移跸建康，臣蒙赐对，为尚书郎。未几，擢司记注。臣父安国以给事琐闱，再被严招，六降敦促之命，申以使人。上问及臣父造朝之期，而臣父抱疴寖久，艰于入觐。臣继荷圣恩，曲从所请，退食祠馆，俾就色养。
公以建康东南都会，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行次池阳，会闻车驾移驻姑苏，将逾浙而东。公重感疾，遂具奏而返。是日亦敕下，除公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感疾而返，肯定是拟回到在荆门的家中去。但是时局变化得太快，金人尚未侵入，地方上的豪强便趁乱而起，一个好生生的家便毁在了乱火中：
建炎己酉之秋，江、淮、河、汉之间，群盗纵横，先文正被召趋行在，仲任行事。某当家责，以强暴逼入沮、漳之间，非遗种处也，则奉母令人及诸亲属，弃生生之资，渡岷江而南。不几月，大盗蜂集，故庐文书数千卷悉为灰烬，而祖考祖妣志铭亦在焚中。
在胡宏的记述里，仲兄胡宁也任有行事之职，连同长兄胡寅在朝，因此守家之责就在他一人。由于地方不靖，胡宏被迫奉母及各房家属，走鄂西，入川东;而室庐被毁，断了返回的念想，于是渡过岷江，向南逃去。
己酉岁，春二月旦，女真轻兵渡淮，扬州溃。寅脱身至常、润间。久之，召还，复为省郎，迁左史。秋九月，请奉祠，得之。其时荆门已为盗区，家君度洞庭而南，寓居湘潭。
岁在己酉，强敌内侵，予先君子航湖而南。小驻碧泉，莽野荒墅，冬郁湿薪，急雪堆户。
这是胡寅事后的记述，说明胡安国在洞庭之北即得到了无家可归的消息，于是渡洞庭而南，就这样于宋高宗建炎三年己酉(1129)冬季来到了湘潭，入住碧泉。不知在当时那种动荡流离而音讯难通的状况下，天各一方的胡氏父子是如何取得联系的，总之胡宏、胡宁、胡寅他们都在这一年的年底或第二年初夏会聚到了湘潭的碧泉。
二、胡氏入湘的导引者黎明与杨训
崇安人胡安国，离开本己定居的湖北荆门，完全出于战乱的逼迫，这见之于胡氏文字的记载。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湖南湘潭的碧泉而寄居呢?
首先，湖南处于洞庭之南，当时远离金人南侵，而碧泉又远处于湘潭县城西南约40公里之处。这里处衡山山脉，是青山随处、绿水回环的丘陵地带，人烟稀少，加上有绝世碧泉一眼，实为避世桃源，是隐居山泽的不二选择。
而最重要的是，这一带有胡安国的两个忠实的弟子：黎明与杨训。他们充当了胡氏迁居碧泉、落籍湘潭的导引人。
胡宏后来所写的《有本亭记》，记载了这一史实：
绍兴庚戌岁，先君子自荆、郢趋吴、越，遇腹心之疾，不至而返。徜徉游行，遂至湖南，横涉清流，顾而叹曰：“此非沧浪之水乎?何其清之甚也!源可寻而濯我缨乎?”则命门弟子问津于居人。于是傍西山之阴，逶迤而入，不及百步，苍然群木之下，翠绿澄净，藻荇交映，俗以其色故号为“碧泉”。
这里提到“绍兴庚戌岁”，庚戌岁为建炎四年(1130)。绍兴元年为辛亥年(1131)，因建炎、绍兴均为高宗年号，胡宏成此文时误记年号。根据胡寅前述记载，胡安国来到湘潭碧泉，应在建炎三年己酉岁(1129)的冬季。本段文字特别提到了着以问津的门弟子，这位门弟子就是黎明。
最初记载胡安国入湘系出自湘潭籍两位弟子主动迎请的是朱熹：
向见藉溪说文定当建炎间，兵戈扰攘，寓荆门，拟迁居，适湘中有两士人，协力具舟楫往迎文定，其一人乃黎才翁。文定始亦有迟疑之意，及至湘中，则舍宇动用，便利如归，处之极安。又闻范丈说文定得碧泉，甚爱之，《有本亭记》所谓命门弟子往问津焉，即才翁也。
清乾隆年间白璟主修的《湘潭县志》对此也作了记载，该志介绍涓江锦石处的如归港时，引用了《朱子语类》的文字，并加以说明：
如归港:碧泉下流入涓水处……湘中二子，可谓好贤之至矣。舟行涓江必于是港登岸，不二三里至书堂。港名实自胡氏始也。
《宋元学案》非常重视黎明迎请崇安胡氏对于湖湘学派的贡献：
黎明，字才翁，长沙人也。以孝友信义著称。师事胡文定公。建炎之乱，文定避地荆门，先生为卜室庐，具器币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岳，实昉于此……先生之古道，盖亦侯无可之流，而湖湘学派之盛，则先生最有功焉。
因湘潭县当时属长沙府辖，故称黎明为长沙人。《少仪外传》记载了胡安国与黎明师徒之间的若干问答，胡寅《斐然集》也存有胡寅致黎明的若干诗章，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黎明的了解。
另一位恭迎胡安国的弟子则是杨训，胡寅在为杨训之母所作的《荚氏墓志铭》中也有记载：
予先君子岁在己酉，航洞庭而南，小憩碧泉之上，老于衡岳之阳。登门求益，久而愈恭者，太学进士杨训其一也。
夫人世居潭州之湘潭县。在家言不出口，敏于女工，年二十有一，归同县杨君振伯起，即训父也。舅讳鼎，字仲宝，孝行闻州里，推家财与兄弟，自力而居室，与德义者游，好宾客，乐振施。而姑亦笃于姻亲，收恤困乏，内外馆无虚日。
胡寅还作有《挽杨训母荚氏》诗一首：
戚戚秋风飐旐旌，送车千辆咽佳城。令妻寿母名兼美，孝子慈孙礼备成。
望士有诗歌紼綍，梵坊无侣献铙钲。更惭朴语书铭石，万一幽光久更明。
杨训的“太学进士”身份就告诉了我们，杨训是胡安国在太学任教时所收的学生而非到碧泉后才收留的弟子。宋人笔记中就记载过杨训在北方就学时向胡安国请益关于避乱去向的对话：
时群盗蜂起，右文殿修撰胡安国一日谓其门人杨训者曰：“昔寇起燕山则关中、河北可避;及入关河则淮南、汉南可避;今至湖外惟二广尔，又焉保二广之无寇也?至此可谓穷矣，只得存心以听命。”训问曰：“存心如何?”安国曰：“行善而莫为恶耳。”
杨训问胡文定先生避寇诸事如意否，先生曰：“不惟避寇，应人切不得望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处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恰有不好事出。”
于此可见，饱经世事的胡安国内心极为通达，随遇而安、处乱不惊是他的常态。杨训跟黎明一样，在胡安国走投无路时，及时地把老师领到了尚属安全地带的自己的家乡。故胡安国来湘，在碧泉定居，一切皆顺其自然。
胡安国对自己的行事秉持着坦荡为人的君子之风，哪怕自己的爱徒托付也一切从公：
胡文定问杨训相知，训言：“杨宋臣，恺悌君子。”既而宋臣受总司差权湘潭令，大热中之官，遇疾而终。训请先生言于总司，保任为“殁于王事”。先生曰：“宋臣固可伤，然凡事不必如此计较。君子爱人以徳，使宋臣也决不喜为此等贤能，教养其孤足矣。”
杨训的朋友杨宋臣突然亡故于赴任“署湘潭知县事”途中，杨训请托胡安国代为向主管方定其为“殁于王事”，这其实是一个可定可不定的事。而在胡安国看来，只要能抚养其孤就可以了，杨宋臣固然值得同情，但凡事不必如此计较，君子要爱人以德。这则小故事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不断地在重演，看来今人还未必有古人之贤。
宋人诗集中录有杨训《群公髙宴》诗一首：
中郎敷奏罢，司隶坐朝归。开筵引贵客，馔玉对春晖。
尘起金吾骑，香逐令君衣。緑酒犀为椀，鸣琴宝作徽。
寸隂良可惜，千金本易挥。
三、建炎四年庚戌(1130)史事
建炎四年庚戌(1130)，胡安国、胡寅、胡宁、胡宏一大家子都到了湘潭。这一年这个家庭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胡寅陪父亲回福建崇安探亲，二是胡安国妻王氏病故于碧泉，葬于隐山。
(建炎三年)秋九月，请奉祠，得之。其时荆门已为盗区，家君度洞庭而南，寓居湘潭。而寅行次临川，值敌兵方下江西诸郡，甚梗。明年三月，仅得至庭闱。退问：“君今兹忧乎?”其对犹前。冬十月一日，先令人疾革，执君手，顷之，捐馆舍。君于诸妇中最蒙爱，以君多病，每宽其礼仪。
(胡寅)前年(指建炎四年庚戌)侍家君东行，每闻相公存问。而某时有母丧。
从胡寅上述在乾道三年(1167)所作悼妻札记中我们可以知悉，他是建炎四年(1130)三月第一次到达湘潭碧泉的新家，又因为奉了祠官，故这一年能够家居。这一年里，他陪父亲东行，实际上是回到崇安老家探亲。当他们返回碧泉之后，却在十月一日遭遇到他的母亲，即胡安国夫人王氏的去世。王氏被葬于隐山。
四、绍兴元年辛亥(1131)离开碧泉的逃难
胡氏父子阖家居住到了湘潭，在碧泉平安地度过了一年多。但是到了绍兴元年辛亥(1131)，这块净土同样蒙上了战争的阴影。这一家又被迫走上了流离的道路。关于这段经历，胡寅有着准确的记载。
辛亥春，巨盗马友、孔彦舟交战于衡、潭，兵漫原野。四月，奉家君西入邵。席未暖，他盗至，又南入山，与峒僚为邻。十二月，盗曹成败，帅兵于衡。又迁于全，西南至灌江，与昭接境。敝屋三间，两庑割茅遮围之，上下五百馀指。度冬及春，瘴雾昏昏，大风不少休。郁薪御寒，粢食仅给。
据历史记载，建炎四年庚戌(1130)二月，金人离开潭州，地方势力大起。鼎州人钟相自称楚王，改元天载，攻陷澧州。五月，以翟兴等为京湖淮南诸路镇抚使，分地处之。秋七月曾为宗泽收编的张用据汉阳军，沿江措置副使李允文将其招降，徙鄂州路副总管，而以右军统制马友知汉阳军。绍兴元年辛亥(1131)春正月，孔彦舟据武陵，张用据襄汉，李成据江淮湖湘十余郡，连兵数万，有席卷东南之意。二月马友遣其党犯鄂州，总管张用拒却之。李允文差遣马友为湖南副总管，率兵入湖南，击败孔彦舟，复被任为潭州知州。五月以张用为舒蕲镇抚使，张用复叛，寇江西，为岳飞招降。八月以孔彦舟为蕲黄镇抚使，以知潭州吴敏为荆湖东西路、广南路宣抚使。张用部兵至瑞昌归张俊，张俊以其为本军统制。曹成占据道州，李宏盘据岳州，刘忠则窜扰于潭州与岳州之间。其中曹成、马友、李宏都是从张用部伍中分裂出来，以曹成势力为最强盛，号称有十万之众。曹成为汝南人，与其弟曹亮于两淮间兴兵，手下拥有杨再兴、何元庆等猛将，后被岳飞、韩世忠征剿，曹成、曹亮归降韩世忠，杨再兴、何元庆归降岳飞。
在这场地方军阀的混战中，碧泉处于战区，故胡氏父子于绍兴元年(1130)四月西向邵阳逃离。但是邵阳地方也不安靖，这里同样发生了地方兵乱，故胡氏一家子只得再向南方逃去。
得湖南科技学院学报总编张京华教授及其弟子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汤军田野踏勘，近年于湖南永州东安县九龙岩发现胡安国父子绍兴元年题名摩崖：
武夷胡寅、宁、宏，侍家府自邵之舂陵过此，门人江陵吴郛、湘潭黎明从。绍兴元年十二月初六日。
这方文字刻在九龙岩右洞入门之崖壁上，楷书六行，极为工整，可断为胡寅手笔。此寥寥数笔，湘潭黎明赫然在目，系两个贴身追随门人之一。另有门人吴郛，湖北江陵人，亦见之于胡宏所撰《五峰集·題祖妣志銘》：“庚戌岁，得祖妣志铭于吴郛卫道。卫道，先君门人也。”这个吴郛，留居湘潭八年之久，直到绍兴八年(1138)才浮湘而去。这一年，胡安国去世，显然，吴郛一直伴随老师到仙逝之后。胡寅作有《送吴郛赋》：称“宣和四年(1122)，江陵吴卫道求师于漳水之滨，因遂稔熟，亦复切偲。逮庚戌(1130)秋，脱寇难来湘澨，叙旧道故，又八年于兹矣。闻湖之北稍稍有城郭村聚，流散幸存者皆思还其故处。一旦束书买马，慨然告别而去。诵子路之言曰：‘何以赠我?’再而三而益勤，予应以可。”胡宏也作有《别吴卫道》诗一首。
据文字，可知胡氏父子当时拟去道州。秦朝在今湖南宁远东北置舂陵，这一带地方唐宋为道州，故昔人有“舂陵，古之道州也”的说法。
胡氏父子为什么要前往道州?原因是他们的故交直秘阁向子忞新任道州知州。胡宏后来为向子忞之兄向子諲作有《向侍郎行狀》，其中提到：“芗林公名子諲，字伯恭……建炎己酉之冬，与先君遇于熊湘之西，神姿爽迈，超出群众，议论英发，忠诚动人，涖官临政，声震一方，望之隐然。先君尝言于庙堂曰：‘向某气质忠鲠，心向国家，尊戴君父，徇公忘私，正今日扶持三纲、可备使令之人也。’”于此亦可见胡、向二家之交谊。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曹成至道州，守臣向子忞闻之，悉遣城中官军共一百二十五人将之迎敌。曹成自东门入，而向子忞从西门跳奔得脱，曹成遂据道州。显然，道州己无去的可能，于是，胡氏父子改走西南，向全州远去。值得注意的是，全州今为桂林市所辖县，位于广西东北部，毗邻湖南省;但在五代后唐时期，楚王马希范置全州，以潭州之湘川县为清湘县，又割灌阳县为属。宋代全州仍领清湘，灌阳，隶荆湖南路。胡安国父子寄居于灌江之滨，该江为灌阳县境内的主要河流。
五、绍兴二年壬子(1132)胡氏一家的奔波
根据史料记载，绍兴二年壬子(1132)这一年内，胡宏以及整个胡氏之家眷仍奔徙、居住在全州境内。绍兴二年壬子(1132)，胡寅作有《初至青湘闻安仁帅司为曹成所袭》四首，记载了这段流离的生活。其诗二为：“税鞅年华暮，围炉夜饮酣。雪梅清共映，沙水冻相涵。远意人谁会，殊方俗未谙。前令发湖北，今日滞湘南。”
自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起，朝廷重新起用胡安国，但胡安国一直请辞。直到绍兴二年(1132)夏初，他并未起行，但却不时递发奏章奏事。
绍兴元年十二月，除中书舍人兼侍讲。公辞，因致书参政秦桧曰[略]朝廷不许公辞又遣使至所居。公遂行。以《时政论》先献之。[略]其言反复甚详，此其大略也。论既入，上即命再遣使促召。未至，复除给事中。
胡安国曾在绍兴二年正月壬寅，致书于湖广宣抚使吴敏，对当时如何采取军事行动对付叛军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二月庚午，新除中书舍人胡安国致书秦桧，提出吴敏兵寡，宜就遣韩世忠为副将，以歼殄群冦。同时为向子諲进言，认为其人忠节，可以扶持纲常，希望考虑他是无救而陷于贼，可以复加任用。二月，直秘阁、主管湖东安抚司公事、知道州向子忞落职放罢，任以湖东提点刑狱公事，并遭人交劾。辛巳，胡安国自全州致书尚书、左仆射吕颐浩，称向子忞之守道州，“锄治奸猾虽犯众怒，识者是之，申乞移按他部不为过也;巨寇侵陵，众寡不敌，移守山寨，而外台乘此交劾，罢之所可疑。”同时还提出自己的要求，“安国见辞新命，冀赐片言，俾从所欲，则受赐大矣。”吕颐浩皆不听取。
绍兴二年春，朝廷又遣使至胡安国居处，于是胡安国先上《时政论》二十篇，自言诸葛复生不能易此。复除给事中。
也还是在这个时候，中书舍人胡安国再向高宗皇帝递送制国论，说陛下登极六年，谋议纷纭，未有一定;降诏定都建康而暂驻杭越，以湖北为分镇恐非设险守邦之意，认为要“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为分镇，则全据上流，出秦甲、下蜀货而气血周流”;“今日之势，宜以襄阳而湖北，岳阳而湖南，而鄂渚，而江西;盖祖宗都汴其势当自内而制外，今都江左当自南而制北，与祖宗事虽殊而意则同，此复中原之势也。”
在高宗的一再催促之下，胡安国终于起程。这年六月戊申，“中书舍人兼侍读胡安国试给事中……时安国在道，未至也”。绍兴二年秋七月乙丑，给事中胡安国入对。高宗对他说：“闻卿大名，何为累召不至?”胡安国再拜辞谢。说未抵京之前，己先递送上了《时政论》二十篇，此时再进定计、定都、设险、遵制、恤民(除乱贼、选县令、轻赋敛、更弊法、省官吏)、立政、核实，以及人主需具尚志以立本，正心以决事，养气以制敌，宏度以用人，宽隠以明徳五者，则帝王之能事备。胡安国并请求将核实以上十五篇付宰相参酌施行。
居旬日，再见，以疾恳求去。高宗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时讲官四人，援例乞各专一经。高宗曰：“他人通经，岂胡安国比。”不许。
(秋七月)甲戌，给事胡安国进兼侍读，给事中程瑀、中书舍人陈与义并兼侍讲。上令安国兼读《春秋》，仍谕以“随事解释，不必作义，朕将咨询。”
当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司谏李擢、侍御史胡舜陟等轮番在殿前进谗言，说胡安国谤圣德，不臣。胡安国自知京城非久留之地，遂执意辞职。在胡寅撰《先公行状》中特别说到胡安国辞职在八月二十一日。
又据宋朝《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九月癸亥日，胡安国还在朝进呈了《请益卫兵》章，十月乙未日才下旨复为左朝奉大夫，并提举建州武夷山冲祐观，以著《春秋传》为任务。应该是到这个时候，胡安国才真正离开临安。
公登舟，稍稍溯流三日而后行。次衢梁，访医，留再旬。至丰城，寓居又半岁。
与此同时，在绍兴二年这一年里，留居全州的家眷也活得不轻松。胡寅后来在悼妻文中对其妻张季兰的经历有过如下追述：
壬子春，家君有掖垣之命。寅与弟宁侍行，季弟宏守舍。行既远，六月，成馀众卒入灌江，君与二姒将子女仓皇奔避。一夕，忽闻鼓声已近，徒从哄然四逸，囊橐悉委之，独馀负桥者不去，遂偶脱。冬十一月，家君罢掖垣，还至丰城，遣寅省家。岁尽，逢之清湘山寺中。君身独暑服，余单布衾，嫁日衣襦无存者，独挈寅敕文、诰身皆无失。
文中二姒，指胡宁、胡宏二位弟弟的妻子。所谓“负桥者”当为“负轿者”，即指轿夫。清湘山寺当指清湘县境内之湘山寺。湘山寺位于今广西桂林市全州县城内西隅湘山之麓，素有“兴唐显宋”、“楚南第一名刹”美誉。胡氏眷属们在胡宏的带领下，这一年一直在全州境内转徙。所以胡寅于岁末是在湘山寺内才找到了他们。
六、绍兴三年癸丑(1133)胡安国胡宏重回碧泉
胡寅在《先公行状》中这样叙述胡安国在丰城停留之后的行踪：
乃渡南江而西，休于衡岳，买山结庐，名曰“书堂”，为终焉计。
胡寅这里说的，就是胡安国再次回到先前移居地湘潭县碧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提到的“休于衡岳”中的“衡岳”，是指包括碧泉在内的南岳衡山地域，而非狭窄地只指具体的南岳几个山峰，也不是特指当时行政区划的区域概念。这样表述的例证非常之多。
例如胡宏为湘潭昭山谭知礼作哀词，就称其来碧泉登堂拜师也只概提衡山：
吾友谭知礼，是不失节于逆臣、痛愤主辱而死、追赠延康殿学士谭公世勣之族侄也。知礼生长市廛间，本碌碌读书，从众为举子事。一日，闻武夷胡先生来寓衡山，慨然束书，登堂拜伏，请受业焉。退居近便地，扫除前日气习，抱《春秋》经三传，阅《资治通鉴》。未几，文定先生殁，知礼乃去。既而委妻以事亲，遗二稚子，来居萧寺读书，不舍昼夜。以坏器盛粗饭菜羹而食，知礼益僝然，若不胜衣。
而《宋史·列传第一百三十八·李植》载：李植，字元直，绍兴二年(1132)“遂以中奉大夫宝文阁学士致仕还湘，时胡安国父子家南岳下，刘錡家湘潭，相与往还讲论，言及国事必忧形于色，始终以和议为恨。”这里所说的“南岳下”也是与前引的“衡岳”同义。
又如张栻《答陈平甫书》一开首便说，“某自幼侍亲来南，周旋三十馀年间，又且伏守坟墓于衡山之下”，因为张栻之父张浚墓葬在宁乡官山南麓，显然这里的“衡山之下”也是大范围的地理概念。
辨析了“衡山”这个重要的地理用词，话说回来。那么，胡安国在丰城是住在哪里?他又是何时离开丰城的呢?或者说他是什么时候回到碧泉的呢?
胡寅集中有诗《癸丑元日》，并注“文定时留丰城，今归青湘唁家。”此注文当为后来整理诗稿时所加，其中“今”字当为“令”字之误;“唁”字或亦有误，原意当为探家。据此，绍兴三年癸丑(1133)春节，胡安国肯定还在丰城。胡寅又有“云归龙泽寺”五律诗二首，作于绍兴十九年己巳(1149)。其诗序说：“绍兴壬子六月，先公再被掖垣之命，某时侍行。自清江登舟，经祖印江口趋行在所。未几罢归，还憩丰城之龙泽寺。明年初夏，归隐南山。己巳岁，予偶游祖印，留宿。寺僧惠嵩能道昔寓龙泽之梗概。两寺相望盖五十里。时先公没十有二年矣。”据此，则胡安国留驻丰城时是下榻龙泽寺。
丰城龙泽寺主僧广照以修佛事缘化……寺在邑西五十里山崦中，松篁蔽亐，涧壑舂撞，人境佳处也。绍兴壬子末，予侍亲自杭西行，至是少憩焉。家居，爱其清旷，留度冬春，甚适。明年夏四月，将去而之衡山。
从这个记载看来，胡寅似乎在丰城也度过了春季，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则胡寅上年岁末在清湘寺相逢家眷后又回到了丰城。胡寅以前本有其父在丰城留居半年的表达，则与夏四月将去相吻合。
可是，胡寅另外一处的说法却是：
癸丑春正月，家君来湘潭。秋七月，然后尊卑会于南岳。
细思此段文字，“四”与“正”有所形似，“正月”疑为后来刊刻者将有所破损的“四月”误识所致。总之，结合这几处有所矛盾的资料，大抵可以形成这样的结论：在绍兴三年(1133)四月，胡安国回到了湘潭碧泉，而胡寅移居到了南岳。胡寅可能是在省亲往返途经南岳时因机缘找到了可以迁家之地。他是直接从丰城来到南岳还是先陪同父亲到了碧泉然后再转徙南岳，已无法知道。前引诗序提到“明年初夏，归隐南山”，这无论对于胡寅而言，还是对于胡安国而言，都是相符的。是年秋七月，阖家老少会聚于南岳。但是胡安国、胡宁、胡宏这一大拨子人并没有长住南岳，他们还是落脚到了碧泉。从“秋七月，然后尊卑会于南岳”这一句也可以看出来，这一大帮子人是从湘潭来南岳相聚，如果是夏四月皆迁来南岳，便不会有这样的表述了。在胡寅的叙述中，也是先述胡安国来湘潭，然后再说尊卑会于南岳，所以胡安国从丰城直接回湘潭也是肯定的。显然，胡安国受命著《春秋传》，就己经定下决心在碧泉扎下根来，于是就在这里置买山土田产，特别是正式建起居住与著书、讲学并用的庐舍，被称作书堂。
七、文定书堂与碧泉书院
胡安国在碧泉的兴建，当始于绍兴三年(1133)，最初建为书堂与居室，统称书堂。但直到绍兴八年(1138)去世，其完整的规制并未全部完工，这在胡宏的《有本亭记》中便有记载：
先君子徘徊不能去，拂石倚筇而坐，喟然而兴曰：“水哉!水哉!惟其有本也，故不舍昼夜，仲尼所以有取耳。吾老矣，二三子其相吾志!”乃求得其地，夷榛莽，植松竹，山有为樵牧所残者养之，流有为蒿壤所壅者疏之，岩石之为草木所湮没者辟之。未及有成，而先君子长弃诸孤!
这段文字实际上就告诉了我们，胡安国在世时，这里先有了碧泉书堂;而当其逝世后，胡宏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未了工程完工，于是碧泉书堂便发展成了碧泉书院。《胡宏集》中的《文定书堂上梁文》、《碧泉书院上梁文》即是在碧泉的这两次施工的直接见证。
我认为，这里所称的文定书堂即为碧泉书堂，而不是指胡氏在南岳的建筑，其理由，一是当时张栻等人笔下所称“书堂”皆指“碧泉书堂”，胡寅用此词的意义也是如此;二是《文定书堂上梁文》出自定居在碧泉的胡宏之手，而非出自定居在南岳的胡寅之手。
乾隆刊白璟主修《湘潭县志》，对此即有明确说明：
碧泉书堂:在县南十一都。胡文定公宦游荆南岁久，绍兴初因徙家衡岳之下，买地诛茅，结屋数间，名之曰“书堂”。绍兴五年，令纂修所著《春秋传》，六年投进，正在书堂中也。子五峰，传其学，优游南山下二十余年。张南轩从之游，得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又有南岳处士吴晦叔、湘乡彪居正父子及其从弟广仲，俱授以文定之业。五峰季子大时，为南轩婿，求南轩名其书堂曰“勿斋”。其授受源流皆在此堂。以上俱节录《文定公行状》《南轩文集》《朱子文集·遗书·语类》《湘乡邑志》等书。
八、胡安国碧泉著《春秋传》
胡安国最初来到碧泉，定居碧泉;后来胡寅定居南岳，胡宁定居宁乡，而胡宏则定居碧泉。胡安国在碧泉的日子，主要是著作《春秋传》。
胡安国居住于碧泉，高宗皇帝还想要启用他，但谏官陈公辅及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等仰承宰相朱胜非风旨，接连上奏本，称胡安国学术偏僻，行义不修，以进行阻拦。绍兴五年(1135)二月，高宗给他以徽猷阁待制、永州知州之职：
绍兴五年……二月……丁亥，左朝散郎、提举建昌军仙都观胡安国复徽猷阁待制，知永州，不许辞免。制曰：“朕惟士君子读圣人之书，学先王之道，岂独善其身而已哉?治人治己，成己成物，易地则皆然。世俗之儒，名师孔孟，实蹈杨墨，可与论中庸者鲜矣。安国学优而仕，行顾于言，通经为儒者之宗，论事识治道之体，顷从时望，召寘琐闱，方喜便于咨询，顾何嫌于封驳?奉身而去，亦既累年。予力思共理之良，尔安得独善于己?零陵虽小，有社有民，竹马欢迎，相望数舍，往读中兴之颂，无忘平日之言。亟怀印章，祇我明命。”
这个诏命可谓言辞恳切而坚决，但是胡安国仍以“摈斥三载，未能寡过，不敢当次对之除;不习吏事，年衰病剧，不能胜共理之寄”力辞。
绍兴五年……夏四月甲辰朔……新除徽猷阁待制、知永州胡安国乞以本官奉祠。诏：“安国经筵旧臣，引疾辞郡，重悯劳之，可从其请。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春秋传》，俟成书进入，以称朕崇儒重道之意。”
绍兴五年十一月，胡安国曾就《春秋传》著作中不要频繁避讳作出请示，高宗于十一月丙申日作了批复：
绍兴五年……十有一月……丙申，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言：“臣闻古者不以名为讳……欲乞应犯圣朝庙讳不可迁避者，依太常博士王晳所进《春秋解》例，并依监本空阙点画，于渊圣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以黄纸，庶几名实不乱，上遵春秋之法，亦以消臣子谄谀之端。向孟轲氏钦王之义，明恭顺之实。”诏如所请，仍令疾速投进。
朝廷有高宗在催稿，原本就有足疾在身的胡安国却很快又出现了中风症状：
昨绍兴六年正月，先父得末疾，被委寅以承家主祭之事。于四月内得建州乡人刘勉之书，责不归见世母，升堂而拜，以尽融融泄泄之意。世母者，先父同堂三兄之嫂也。先父震怒，所患遂增，作《辨谤》一篇以授寅、二弟宁、宏及三兄之子见任建州教授宪。又受父指令寅答书，以晓勉之。寅请曰：“升堂而拜，融融泄泄，母子事也，勉之安得此言?”先父曰：“此欲离间吾父子也。汝祖母于汝始生，收而存之，即以付吾。吾时年二十有五，婚娶之初，孰云无子?而洎尔母氏劬劳，顾复以逮长立，遂承宗祀，亦惟不违汝祖母爱怜付托之重。于汝之大义本末如此。汝他日于世母当厚有以将意而已。”寅自是请问情义曲折，至于再三，先父所告，曾不越此。且曰：“汝于吾言未能一闻而信，则以勉之离间之言为是乎?”
胡安国得了“末疾”，即手脚不灵便，这时再加上发生关于其长子胡寅的生母世母风波，使其震怒，自然雪上加霜。
这里涉及到了胡寅的身世。周密《齐东野语》说：“胡致堂寅，文定公安国之庶子也。将生，欲不举。文定夫人梦大鱼跃盆水，急往救之，则己溺将死矣，遂抱为己子”。 《宋史胡寅传》载：“寅字明仲，安国弟之子也。寅将生，弟妇以多男欲不举，安国妻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所谓“安国弟之子”，是指胡安国同堂兄弟胡淳之子。胡淳的父亲胡耸，是胡罕的长子，而胡安国的父亲胡渊，则是胡罕的第三子;胡安国与胡淳，系叔伯兄弟，胡淳年龄大于胡安国，应为胡安国之“兄”而非“弟”。崇安《胡氏宗谱致堂公传》明载：“先生名寅，字明仲，本文定同祖兄淳第三子”。
胡宪、胡寅都是胡淳之子。胡寅于哲宗元符三年庚辰(1100)八月十一日子时出生，因家庭男孩多而想放弃，把他丢进水中，溺婴这是那个时代并不少见的作法。恰好其时胡安国的妻子正梦见一条大鱼跳进了一盆水中，惊起而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于是赶紧抢了下来，由胡安国母亲作主抱回，交由新婚的儿子、儿媳带养。而前文记载胡安国的说法：“汝祖母于汝始生，收而存之，即以付吾。”胡寅自己后来的说法也是“臣祖母悯臣之不生也，委臣父收养之”。因此，从水盆中拾起胡寅的可能直接就是胡安国之母。这个时候胡安国还没有自己的儿子，于是就立胡寅为长子。
后来，胡寅有寄刘致中(勉之)书，其中说：“至曰恩义未加于讬体同生，则某所未闻也。某自婴儿几滨于死，先祖妣永寿君鞠育抚养之，不啻如己生，以至成人。永寿君临终，它无一言，惟以不肖之身属大人使善视之。大人长养教诲，日厚一日，必使有立，以不坠祖妣付托之意，于今三十有九年矣。过庭诗礼资以事君，常惧不肖仰辱恩纪，他日无以见永寿君于地下，此某终身之责也。如左右之见责者，祖妣不以是语某，大人不以是诏某，一日无故以左右违经背礼之言从而信之，毋乃乱伦而悖德也乎!”从这段话里，可见直到绍兴六年四月之前，胡寅并不知道自己的带养身世，在接到刘勉之来信申责以后才从父亲胡安国处问出了自己的由来。按照封建社会里标准的作法，胡寅的承祀、孝养关系只能以胡安国夫妇为父母，而以原亲生父母为世父世母。后来朝中有人指责胡寅不服生母丧为不孝，胡寅作过辩解：“缘过房入继与收养弃遗，恩义轻重不侔故耳。过房入继，礼之正也，则当为本生行心丧解官。收养弃遗，则本生之恩己绝，而所养之恩特厚，虽不为本生服可也。”事实上，胡寅后来还曾就是否要为生父补行孝服专门向台省作了请示：“闻诸道途，得乡曲议论，谓寅于此时当为三伯父追服，此寅不禀于先父者也。若据而行之，则士大夫谓寅伸其私意，干贰正统，非为人后之实。若断而不用，则上大夫谓寅忘其世父，故匿服纪，将加以不孝之名。惟仰奉义方，不敢违背，而参稽众说，必有折衷。谨具申尚书省，伏望参政仆射相公详酌，特赐敷奏，取旨，下礼部、太常寺定夺，明降指挥。”但是，当时官方并没有裁定。朱熹是刘勉之女婿，曾作《聘上刘公先生(勉之)墓表》，其中也记载说：“胡公明仲侍郎蚤出为季父后，不自知其本亲，乡人多窃之，而莫以吿。先生独为移书，具陈本末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为数归省，恩礼略备，议以少息。”绍兴十年庚申(1140)四月，胡寅守父丧，“禫制将毕，遂还建州，省觐世母”，即回到建州崇安县见其生母。这是后话。
胡安国克服罹病与家事风波的困扰，又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春秋传》的纂修：
绍兴七年……三月……丙子，召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赴行在。时安国上所纂《春秋传》，翰林学士朱震乞降诏嘉奨。上曰：“安国明于春秋之学，比诸儒所得尤邃。向来偶縁留程瑀而出，可令召来。”张浚曰：“若安国，乃君子之过，过于厚耳。小人必须观望求合，岂肯咈旨?”上曰：“安国岂得为小人?俟其来，当寘之讲筵。”故有是命，仍用金字递行。安国自言所著传，事按左氏，义取公羊、谷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辞多以程氏之说为据，凡三十年乃成。上甚重之，其书今行于世。
民国《崇安县新志》载：“安国之传《春秋》也，修纂检讨，尽出宁手。”胡宁(1101-1160)，字和仲，号茆(茅)堂，行念五，北宋徽宗靖国元年辛巳十月二十七日生于荆南江陵，为胡安国第二子(本生长子)，以荫补官，召试馆职，除敕令所删定官，累迁祠部郎官。与兄胡寅敢忤秦桧，出为夔州路安抚司参议官;知澧州，不赴;提举台州崇道观。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己卯十二月初四日卒，年五十九，葬湖南宁乡县银田。据此，胡安国在碧泉著《春秋传》时，除了胡宏陪居在侧，胡宁亦随身陪同，并为《春秋传》的纂修做了大量资料性工作。胡宁后来移居宁乡。
九、胡安国绍兴七年丁巳(1137)移居衡山
绍兴七年丁巳(1137)三月，胡安国所著《春秋传》己经送达到了皇上手头，可以推想，他应当在绍兴六年底，或者至迟在绍兴七年二月完成了此书的著作与录正。这时，胡安国如释重负，他想安享晚年了，于是他由碧泉移居南岳。
绍兴二年复徙湘潭，筑室碧泉，与张南轩讲学，往来隐山珂里桥，父子师友游咏不辍，若将终身焉。七年慕衡霍之胜，憩息紫云峰下。八年捐馆舍，窀穸隐山。
胡安国定居碧泉前后若干年，其长子胡寅在南岳的家也是他常来之处。但是，胡安国欲移居南岳，却是在碧泉完成《春秋传》著作之后，也就是家谱中所说“因慕衡霍之胜”，于绍兴七年“憩息紫云峰下”。
由于胡安国所著《春秋传》深得高宗欢喜，又想对他加以启用，先是诏其赴京，复授永州知州实职，胡安国一再坚辞，最终乃准其复除宫观，并予以赏赐：
绍兴七年……五月……甲戍，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疾速赴行在。
绍兴七年……六月……壬寅，诏“徽猷阁待制、新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胡安国累上章引疾，可与便郡”，以右司谏陈公辅等有言也，乃以安国知永州。
绍兴七年……冬十月……丁酉，徽猷阁待制、新知永州胡安国提举江州太平观，从所请也。赵鼎进呈，因言安国昨进春秋解，必尝经圣览。上曰：“安国所解，朕置之座右。虽间用传注，颇能明经旨。朕喜《春秋》之学，率二十四日读一过。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课。早朝退省，阅臣僚上殿章疏，食后读《春秋》、《史记》，晚食后閲内外章奏，夜读《尚书》，率以二鼓。”
胡安国晚年选择来南岳居住，除了南岳的优美的自然环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长子胡寅的一再恳请，一方面这里有他最称心的媳妇张季兰。我们可以从胡寅的多篇文章中找到这些线索。
本来，胡寅先是在绍兴五年乙卯(1135)冬季出任邵州知州，但是胡寅并未到任，这里有次年乞宫观安置的奏状为据：
臣昨蒙圣恩，除臣集英殿修撰、知邵州，仰荷圣慈，俾便亲养。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离行在，雨雪连月，道途濡缓，于二月六日方至臣父左右。去邵州本任虽止六程，迎侍赴官，可谓近便。而臣父自去冬以来，屡感寒疾，气血衰损，尚多疲曵，板舆登顿，未任就途。既迎侍之不遑，难委亲而独往。辄披肝胆，仰吁至仁，乞除臣在外宫观差遣一次，任便居住。庶几不违菽水之奉，日勤药石之供。臣父他日安康，臣当别图糜殒。俟命激切屏营之至。
绍兴六年丙辰(1136)四月丙午日，胡寅改知严州。
绍兴六年……夏四月……丙午，集英殿修撰、新知邵州胡寅充徽猷阁侍制、知严州。三省勘会，寅自除中书舍人已及一年，故有是命。寅时留婺州未去，乃就用之。
当时胡寅尚陪妾氏待产在婺州，他接到了改知严州的任命后，又有奏状：
准尚书省劄子勘会胡寅，昨除中书舍人，己及一年，奉圣旨除徽猷阁待制，改差知严州者。……仰赖陛下日月之明，特加照察;天地之量，曲赐保全。分以州符，俾便亲养。适缘尝药，犹未到官。……改俾近郡，次对西清。……其知严州，臣更不敢辞避外……
胡寅绍兴六年七月抵严州，有严州到任谢表，说“上还资水之章，不蒙赐可;改畀桐江之绂，更荷亲除。己見吏民，具宣德意。拜嘉甚宠，受任奚胜”。这年春节胡寅留在严州任上，并没有回到南岳的家。绍兴七年丁巳(1137)胡安国来到南岳，胡寅就把侍奉父亲的职责托付给了妻子张季兰。张季兰本来素得长辈的欢心：
事舅姑未尝被诃谴，事寅无违言頩色，接诸姒同天伦处，内外恩纪周洽，有誉叹，无间毁。
但很不幸的是，年仅30岁的张季兰竟以中风病去世：
乙卯，寅以左史召，趋钱塘。其冬，出守邵。丙辰二月，至家。七月，改郡严陵。君平时见寅远适，不以为念。至是行，临别，泣意殊悲。丁巳八月，书来，乃云手挛不能亲书，命大原书之。寅官守，欲归不得也。九月讣至，实是月四日。
(季兰)自归寅，岁必一病，寻辄愈。后乃病益数，不遇大医，又缺补养，享年三十，实绍兴七年九月四日。寅时守严，留君侍先君居衡岳，病与死遂皆不见……属纩之际，谓其诸姑，勿以疾革告阿翁，啜药置虚，倐然而逝。
绍兴七年九月初四张季兰去世时，临终嘱咐，叫家人不要将她的死讯告诉公公，但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胡安国这时还住在南岳，这样的大事，不可能不被他知道。对于这样一个出自书香官宦世家做人非常周到的年轻儿媳，突然去世，当然是十分哀恸的事情。九月某日，胡寅所撰在灵前诵读的《祭亡室张氏》文，其中说“逮事翁姑，最蒙抚怜”、“阿翁痛哭，白发垂肩”又据胡寅所作《亡室张氏墓志铭》记载，其夫人张季兰“受绍兴四年(1134)明堂恩封宜人，以十有一月乙巳葬于潭州湘潭县龙穴山先妣王令人之右。”
因为妻子的去世，胡寅回乡治丧，申请改知近郡，于十月获得批准改知永州：
绍兴七年……冬十月……甲寅，徽猷阁待制、知严州胡寅移知永州。先是，寅父徽猷阁待制安国自衡山以书训寅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从官作郡，一年未迁即有怠意。汝今宜作三年计，日勤一日，思远大之业。若有迁擢，自是朝廷，非我所觊也。”至是，寅言父病初愈，迎侍不来，近者妻室丧亡，乞湖南一小郡，乃改命焉。
从这个记载可以揣测，胡寅知严州后，曾有携妻室奉父亲来居严州官舍的打算，胡安国虽然中风病已基本康复，也不愿远出，但他还是接受了长子的请求，于绍兴七年移居到了南岳。胡安国致书在严州的胡寅，其中说“汝在桐江一年矣”，桐江是富春江的上游，钱塘江流经桐庐的一段，因属严州而代指严州，则此信当系绍兴七年七月写于衡山。胡寅到任永州，有谢表：“属父年己廹于摧颓，在子职尤先于定省。……屡渎天听，果从人欲。俾解桐江之印，复分潇水之符。因蹙缩于鲤庭，更婆娑于莱戏。”
十、绍兴八年戊午(1138)胡安国终葬隐山
绍兴八年戊午(1138)春，胡安国重又回到了碧泉。他离开衡山，可能是缘于胡寅又被调离永州，要前往京城任职。
胡寅在永州知州任上有辞免召命奏状。文中说“正月七日三省同奉圣旨，召臣赴行在所，限三日起发者……臣己恭依严命，起发前赴行在所。”后来又有第二状说“臣昨准召命，己即时具奏，依元降圣旨日限，起发赴行在外，……伏望圣慈，悯臣便养之心，怜臣数奇之迹，特降指挥，令臣且依旧知永州，或除在外宫观差遣一次，庶安愚分。”又有第三状：“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圣旨，胡寅依己降指挥，疾速起发，仍具己起发日时申尚书省。臣昨在永州，仰承召命，依己降起发，先具奏知外，臣缘用舟行，遂成濡滞。既至衡山县，略到臣父左右省侍讫，见不住起发，恭奉严命，再赐催促。……臣只数日间至潭州，一面出陆磋程，前赴行在次。……己具奏状，乞依旧知永州，或宫观差遣一次，且令便养。冒渎天聪，陨越无地。”从这三封奏折看，他并不想前往朝廷，一再请求仍知永州。一两个月几乎是在原地逡巡不前，勉强上路还一再请求改命，哪怕是差遣宫观闲职也行。
在胡寅集中，有《奉家君自胜业迁居书堂久雨乍晴道中口占》诗：
五峰收卷万层云，一水流通四海春。南极有星天地久，东风无际柳梅均。
题中所谓胜业，本指当时的胜业寺，亦即今天的祝圣寺，寺在南岳镇东街。胜业寺为南岳衡山第一大丛林，始建于初唐，又名弥勒台、般若台、洞霄宫等，至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改为祝圣寺。胡寅另有《题胜业悦亭》诗，其中有句“欲结衡山茅，未买修竹径。杖藜借危亭，面势五峰正。何人纵恶木，墙外巧翳映。挥斤快望眼，岳色涵空镜”，则胡寅居址离胜业寺不远，故胜业就作为了胡寅南岳居处的代称，这就如同湘潭城里明代的三义井，渐渐地演变成了后来的三义井地名一样。
细品胡寅诗意，显然是在仲春之际，自南岳沿湘水，溯涓江，或者是直接走南岳后山入涓水而下，送父亲回碧泉书堂。然后他自己则去了潭州(长沙)，再赴临安。
胡安国在碧泉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绍兴八年……二月……丙寅，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充宝文阁直学士，赐银帛三百匹两。安国以衰疾乞致仕，上将许之，乃诏以“安国解释春秋成书，进职，加赐。”翌日，诏安国进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国卒矣。
除公宝文阁直学士，赐银绢三百疋两。公辞，诏曰：“朕悯邪说之诬，民惧斯文之坠地，肆求鸿硕，爰命纂修，卿发心要之未传，洞见天人之阃奥，明圣师之独断，大陈治乱之权衡，俾给札于上方，旋观书于乙夜，往承朕意，勿复固辞。”公常念故乡宗族贫不能自给，逮受此赐即付犹子宪，买田于先庐傍，岁时修祀曽高丘垄，施及亲属以疏戚为差。
胡安国的最后时刻，有着怎样的交待呢?
得疾不能阅书，命子宏取《春秋》说诵于前，间一解颐而笑。时结庐犹未成，独戒宏曰：“当速营家庙，若祭于寝，非礼也。”二弟问疾，泣而抚之。至于诸子则正容曰：“事兄友弟”，遂不复语。泊然委顺，敛以深衣，不用浮屠氏，皆治命也。
以绍兴八年四月十三日殁于书堂正寝，享年六十有五，遗表上闻，诏赠四官，赙银绢二百疋两。公积阶至朝奉郎，靖康登极覃恩转朝散郎，致仕转朝请郎，至是赠左朝议大夫。
某(胡寅)四月十八日对于便殿，面蒙天旨，俾列卿贰，即心先父久病未安之状，不遑宁处，乞一外祠，上干宸听。圣恩隆厚，却其札子，惊惶而退。欲俟旬月再有奏请，不谓祸罚之速，以五月四日讣音鼎来，仓卒奔归，几死道路。此月二日，仅达丧次。慈颜杳邈，攀慕无及，罪逆至此，何用生为?
绍兴八年夏五月……辛丑，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上遗表，诏赐银帛二百匹两。时已除安国杂学士致仕，然未受命也。已而翰林学士朱震奏：“安国正义直指，风节凛然，时晩归衡山，讲道自乐，遭遇圣明，学遂显行，盖其功不在先儒之下。去年有旨召其子寅于永州，寅过衡山，安国已病，徘徊不进，欲留侍疾。安国勉令如期而发，手作书遗臣曰：‘寅巳促令上道矣。’其书俱在，安国义不忘君有如此者!夫昔人有一节可称犹褒之以谥，列诸史传，况安国孝于亲、忠于君，好学不倦，安贫守道，身死而言立，可不饰其终乎?伏望下太常礼官特赐以谥，用为儒林守道之劝。”乃谥“文定”。后数月，诏曰：“安国所进春秋解义，著百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覧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闻沦亡，可拨赐银帛三百匹两，令湖南监司应副葬事，赐田十顷以给其孤。”
逮先父起家，名冠当代，而废黜之日，十居其九。晚遭离乱，百念灰灭。独以壮年守官湖外，赏爱衡山，有卜居之志。己酉岁，自荆门避地，遂来湘中;兵革相寻，又五年，乃克息肩。人生不可以无寝庙也，即欲结茅数间;族众不可以吸风露也，又欲买田二顷。然侨寓力薄，无由可成。视公子荆之苟合，犹未仿佛，而谗疾之言，靡所不至，姑置是事。但荆、闽远阻，势难归葬。礼有时制，不敢逾越，已于八月内克襄大事于湘潭县之西山，先妣祔焉。
诸孤以其年九月一日，葬于潭州湘潭县龙穴山，令人王氏祔焉。……诏下礼官议。礼部太常官合议曰：“谨按谥法：道徳博文曰‘文’，纯行不差曰‘定’，请谥为文定。”制曰：“朕悯士大夫高爵禄而下礼义，尚权势而薄亷耻，祸败之衅，职此之由。惟予近臣，守死善道，服仁体义，老而不衰，生多显名，没有遗美，顾此褒恤，岂限彛章。具官某以名世杰出之才，探千载不传之学，穷《春秋》奥旨，续前圣微言，旁贯诸经，网罗百氏，优游餍饫，久自得之，不可以势利回，不可以威武屈，近代以来数人而已。是用致尊名之义，广崇徳之风，以训后人，以明吾志。凡尔有学，尚克继之，可赐谥曰文定。”盖非常格也。绍兴十有九年，郊恩赠左大中大夫。
湘潭隐山距碧泉只有十来公里路程，与碧泉胡氏有着不解之缘。隐山是佛教名山，它本以唐代曹洞宗开山祖师洞山良价游方到此，寻幽探胜，偶遇一奇形异貌的出家人，引发一场关于“泥牛入海”的问答而蜚声宇内。不过，它的原名本叫龙山、龙王山，而改称隐山则自胡安国始。胡氏父子以传扬儒学为己任，始终以辟佛的立场发声。但是，从探究学术出发，他们还是经常来到这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和这里的高僧也有着友情的个人交谊。胡寅受龙王寺大比丘法赞实嗣的请托，为龙王山慈云寺新建佛殿作记，记文中反常地批评原佛阁采取中置观音、旁设如来的倒置逆施做法，赞扬新殿复旧，正是这种特殊关系的反映。
清康熙十二年湘潭知县赵光耀题有《隐山胡文定公墓记》，记载了胡安国为龙山改名隐山的事实：
山距潭城西百里许名隐山，宋胡文定公幽堂在焉。其山常兴云吐雾，岁旱时有龙女诡异出没，土人祷祀辄雨，世传神龙所居。山下有寺，宋天圣间，僧虎溪居之，灵迹屡著，后堕劫灰。时文定公自碧泉来游此，见寺宇颓圮，因而重修之，给田百余亩以供僧。由是往来其际，与寺僧法赞相唱和，咏南泉，题珂里，颜其寺曰慈云，表其山曰隐山，山以隐名自文定公始也。公卒窀穸于此，子五峰公没亦从而附之，乡人立贤祠以祀焉。
显然，胡安国选择一个隐字来重新命名龙山，一是突显创造了“泥牛入海”公案的龙山和尚这一隐士的主题，二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抒发自己不能立于朝而只能隐于野的既不平又坦荡的心态。这与胡宏在《有本亭记》中将碧泉所从涌出的石山名之为“盘屈石山”，其立意与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中谈到的盘谷，“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 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
不过，赵光耀文中关于胡安国给龙王寺田百余亩，可能不太确切。胡安国、胡寅、胡宏父子一生皆以辟佛为务，胡寅在《先公行状》中又记载，其父“壮年尝观释氏书，亦接禅客谈话，后遂屏絶”。胡安国一生屡遭战乱，四处迁家，住宅屡毁屡建，估计余钱剩米也不会多。去世前所得朝廷的特赐，也是全数付给了远在崇安的犹子胡宪，由他张罗在老家置产以供祀祖。如果胡氏在隐山有捐资之举，或许是在胡安国逝世后胡家给付葬地的回报。
胡安国在隐山留下了一些遗迹，例如珂理桥，是当年胡氏父子往来碧泉、隐山间，步行与肩舆必过之桥，为著名的隐山八桥之一，至今犹存。三贤祠，坐十一都隐山慈云寺左，雍正十二年甲寅发帑所建，专祀胡氏父子，今己毁。
胡安国墓在历史上也经历过变迁。
胡文定公墓:在县治西南一百里，隐山慈云寺前。旧志云，宣德年间有盗掘发。景泰五年训导陈志熙具呈府，通判张公銮命县丞施新、生员蔡义、儒生李谨，以礼掩覆之，题曰：宋胡文定公之墓。
圣楷曰：胡文定公墓在湘潭县隐山，实衡岳之奥区也。李宗伯撰湘潭志，考之甚详。今承天当阳县亦有文定之墓，此不知何所据，乃得立祠表道，岁时享奠。而湘潭之封树，竟付之冷烟零露，未尝有过而问焉。缅想遗风，可胜永叹!真文忠守潭州日，有祭文定、致堂、茆堂、五峯四公墓文，宜其墓皆在郡境。而馀不见于纪载。今姑录其文，以俟考。
胡文定公墓:在隐山。公《行状》云：绍兴八年四月十三日没于正寝，葬于潭州湘潭县龙穴山。又王氏曰：文定卒，高宗诏赐银帛三百两匹，令湖南监司应副葬事，赐田十顷，以给其孤。(见《春秋传》序后注)
案：旧志俱称隐山、龙山、龙王山，而不知其初称龙穴山也。又旧志载明宣德间有盗发公墓，景泰五年训导陈志具其事于府，张公銮命县丞施新、生员蔡义、儒生李谨以礼掩之，始题曰“宋胡文定公之墓”，康熙癸丑总督蔡毓荣遣知县赵光耀致诔立石，复表曰“宋儒胡文定公之墓”。
但在《隐山胡氏七修族谱》里有胡安国墓图，其胡安国夫妇齿录里记载，“明洪武十七年颁科举试《春秋》主胡传。正统初诏从祀文庙。景泰间诏修墓，成化时追封建宁伯。国朝康熙十二年癸丑，川湖总督蔡公仁菴遗邑侯赵公云麓致祭表墓。雍正十二年甲寅恭沐皇恩，发帑重修祠墓。乾隆十三年戊辰复奉旨命官春秋致祭，厥后三韩白邑侯饬族增置田产以为岁修祭祀之资，世守勿替。”并记载，胡安国墓“明景泰初为土猾所侵，十一派孙镛等控上，长沙通判张鑾协同邑侯任亨、县丞黄甲、训导陈志熙如礼修复。”同时还说到：
葬隐山寺上，午向。辛酉，改葬珂里桥上，木星开阳，亥向。前有元辰水池。《行状》云：“葬潭州珑穴山。”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胡安国墓于宋绍兴八年戊午(1138)初葬隐山寺上，而在宋绍兴十一年辛酉(1141)改葬珂里桥上，这一记载可靠吗?
十一、绍兴三十一年辛巳(1161)张栻来碧泉拜胡宏为师
张栻于绍兴二十九年己卯(1159)27岁时，因辑录孔子大弟子颜渊的言行作《希颜录》上下篇，为求得孔子之道，遂去信胡宏，向这位在衡山之下传程颢、程颐之学的五峰先生求教质疑。两年之后，专程来碧泉，求见胡宏，在这里正式拜师。张栻晚年致信陈平甫，其中谈到了来碧泉拜师之事：
仆自惟念，妄意于斯道有年矣，始时闻五峰胡先生之名，见其话言而心服之，时时以书质疑求益。辛巳之岁，方获拜之于文定公书堂。先生顾其愚而诲之，所以长善救失，盖有在言语之外者。然仅得一再见耳，而先生没。
这里张栻说的是“辛巳之岁，方获拜之于文定公书堂。”在他的笔下，将这时的碧泉书院仍称其最初的名称为文定公书堂。所记“辛巳之岁”，为绍兴三十一年(1161)，这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张栻拜师之年。但是现存湘潭隐山胡氏七修族谱记载胡宏去世于绍兴三十年庚辰(1160)九月初六日未时，这个时间或许月日时是对的，但年份显然错了。因为从朱熹跋胡宏诗(见下文)中亦可确证胡宏去世于庚辰岁之次年。张栻这里的说法是“一再见耳”，极有可能是在第一次拜师后不久，在胡宏去世前还来过碧泉一次。
五峰先生所著《皇王大纪》，五峰未易箦半年前，某见之求观此书，云此书千疮百孔，未有伦序，未可拈出。若病少闲，当相与考订之。后来某得本于其家，殊未成次第，然其论数十篇可传，后便录寄。
张栻在这里所记，应该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胡宏的情况。至于张栻生前来过碧泉几次，尚不好定论。他有一首诗，有具体的写作时间标记：《淳熙乙未春予有桂林之役，自湘潭往省先茔，以二月二日过碧泉，与客煮茗泉上，徘徊久之》，诗中说：“下马步深径，洗盏酌寒泉。念不践此境，于今复三年。人事苦多变，泉色故依然。”这说明在淳熙二年(1175)二月二日他来到碧泉，而据诗中语句“念不践此境，于今复三年”，则之前三年的乾道八年壬辰(1172)，他也应该来过碧泉。张栻还有一首《过胡文定公碧泉书堂》诗，一开始就说：”入门认溪碧，循流识深源。念我昔此来，及今七寒暄。人事几更变，寒花故犹存。”揣测字意，写作此诗时的七年之前他还来过这里。如果此诗是写于乾道八年(1172)，那他在乾道元年(1165)应该还来过碧泉;如果此诗是作于胡宏去世后的第七年，则当作于乾道四年戊子(1168)，也就是说张栻乾道四年来过碧泉;二者必居其一。张栻还有一首《彪德美来会于碧泉，有诗，因次韵》称“君卧衡山北，我行湘水滨”，显然彪居正其时正居住在彪家冲，这也是张栻某次来碧泉之作。
值得指出的是，张栻，字敬夫，后避讳改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他是在绍兴三年(1133)，即胡安国移居碧泉后的第四年，出生在四川阆中。绍兴八年(1138)二月，他随父亲到永州(今湖南零陵)居住时不过五六岁;而这一年胡安国去世。湘潭拗柴胡氏民国年间所修七修族谱，在胡氏《历代诗存》中录有胡安国《同张敬夫上隐山命宏儿牵手》一诗，此诗或是弄错诗题，或为伪造。王立新教授在所著《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中对此谱多所质疑，兹不具论。
十二、碧泉的本土学者彪氏父子
胡氏迁来碧泉，与本地乡贤交往密切者首先便是彪虎臣。后来湘潭县、湘乡县历修县志皆引彪虎臣为本籍人。彪虎臣到底是湘潭县人还是湘乡县人呢?只要细读胡宏所撰《彪君墓志铭》与胡寅所撰《王氏墓志铭》，并加以分析，便可了然。
彪氏出于楚斗谷於菟，实令尹子文、傒，世著姓于卫君。七世祖避李唐中叶之患，自山东徙于潭州湘潭县。曾大父翼、大父淑皆好善乐施，有长者称。父约，天性孝友沉厚。
君生六龄，家贫甚，有道流诱之，奋然曰：“我家世读书，可从尔乎!”父甚壮之，力遣就学，颖出诸童稚。年十有一，游郡庠，俊伟不群。既而连遭大父母丧，竭力营养，不汲汲求进。获荐之日，年逾四十，益念亲老，不复求仕。以经术教授，学者争迎致，因是徙居湘潭县之冠田。
这样一看，彪虎臣自然是湘潭县人，但再看看胡寅所撰彪虎臣夫人《王氏墓志铭》，则记载有所不同了。
虎臣七世祖在李唐中季，避山东乱南来，居于湘乡。祖淑，好善乐施。父约，孝友浑厚，闻有言人过失者，则掩耳去之。兄弟欲分财，不得已于室屋取其庳陋者、田园取其僻瘠者。久之，兄弟悉破其分，又将阋夺，公推而与之，诛茅而居，称贷而食。其尤无良者以公为可欺，益不顾忌。公遂徙居湘潭，曰：“吾所以终保兄弟也。”虎臣又以学行为乡先生，而王氏为内助，生才子，有男孙六：翨、翼、翔、[曾羽]、翱、毣，女孙四人，多秀异可闻诗礼者。此积累之效，其寖兴乎!居正从吾弟宏学，故宏知其家事尤详，次第王氏懿授居正。居正求铭于予。
这里关于彪氏的迁徙更加详尽，可知彪氏首先是迁在湘乡，到第七代彪虎臣手上才迁来湘潭。胡寅居衡山，胡宏居湘潭，最了解彪氏与王夫人的还是胡宏。故胡宏为彪虎臣作墓志铭，而王夫人墓志铭虽为胡寅所作，但其事实材料《行状》却由胡宏整理。由此可知胡宏应不会弄错彪氏的籍贯由来，故我推测，《彪氏墓志铭》中“七世祖避李唐中叶之患，自山东徙于潭州湘潭县”一句，其原文之“湘潭县”应为“湘乡县”，可能是后来出版刊刻时为出版者错改。再看下文有“徙居湘潭县之冠田”一语亦可明证，哪有己在湘潭县，还说“徙居湘潭县之冠田”的行文道理;如果前文为湘乡县，则下文文从字顺。
今碧泉附近之烟塘村有彪家冲，这里便是彪虎臣(字汉明)故里。清光绪刊王闿运纂《湘潭县志·山水》记载，“涓水又北流过射步，得磨泉水，迳彪家冲，即汉明故里也。”彪虎臣之子彪居正师从胡宏，后来主持过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十三、乾道三年丁亥(1167)十一月朱熹与碧泉擦肩而过
胡安国是福建崇安人，崇安胡宪与胡安国长子胡寅实为亲兄弟，以于前述。而胡宪师从过胡安国，后来又是朱熹的亦师亦父。朱熹自13岁丧父,即遵父嘱移居崇安五夫里。乾道二年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教事。乾道三年丁亥(1167)八月，朱熹在弟子林择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访问张栻。九月初八日到潭州，住在城南书院的南轩，接着便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岳麓书院朱张会讲故事。早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朱熹就自己请任祠官，被朝廷批准为监潭州南岳庙。这是异地挂名只管领薪的闲职，他并没有到过湖南，更没有去过南岳。这次到了湖南，就真想游南岳了。
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来询予湘水之上，留再阅月，将道南山以归，乃始偕为此游，而三山林用中择之亦与焉。粤十有一月庚午，自潭城渡湘水。甲戌，过石滩，始望岳顶。忽云气四合，大雪纷集，须臾深尺许。予三人者饭道旁草舍，人酌一巨杯。上马行三十馀里，投宿草衣岩。一时山川林壑之观，已觉胜绝。乙亥抵岳后。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从者皆有倦色。湘潭彪居正德美来会，亦意予之不能登也。予独与元晦决策，明当冒风雪亟登。而夜半雨止，起视，明星烂然。比晓，日升旸谷矣。德美以怯寒辞归。予三人联骑渡兴乐江，宿雾尽卷，诸峰玉立，心目顿快。遂饭黄精，易竹舆，由马迹桥登山。
根据这个记载，可知乾道三年丁亥(1167)十一月初六，朱熹携林择之在潭州城(长沙)渡过湘江，与张栻取齐。初七日，三人骑马自岳麓出发，踏上了南去南岳的诗游之路。初十(1167年12月23日)到了湘潭县石滩(今射埠)，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南岳山巅在云丛之上露出的雄姿，十分激动。却不料忽然间云起四合，大雪飞扬，不多时即雪深过尺。
有何根据认定文中的石滩为今天的射埠呢?“过石滩，始望岳顶”，“上马行三十馀里，投宿草衣岩”，这个视觉环境定位，与草衣岩的距离定位，完全就可以认定与今射埠合。同时明末清初今射埠镇方上桥池子头人郭金台有五古诗《次石埠》，诗题所称“石埠”即今射埠。在湘潭方言中，字音有六个调类，“石”与“射”皆有读音sha，在调值为55的第四个调类阴去声中读音相同，故录成文字时可以互换，例如杨度诗文中将自己的出生地“石塘”写作“射堂”，亦可旁证。在一千多年时间里，地名由“石滩”而“石埠”而“射埠”或“射步”(王闿运笔下)，顺理成章。碧泉最靠近的市镇就是射埠。在射埠老街处抄小路北行，经彪家冲可到碧泉;另一条路就是过射埠稍西行，遇碧泉溪水，沿岸北行亦可到碧泉，路程约在5公里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张栻、朱熹自长沙赴南岳，没有选择走潭州与衡州之间的宽广驿道，以从南岳前山上山，而是选择了另一条次道，途经湘潭县石滩，从南岳后山上山。仔细一想，其目标指向非常明确，应当是计划着去拜访碧泉。虽然这时胡安国已去世29年，胡宏已去世7年，老成凋谢，但彪居正犹在，碧泉书院犹在，胡大壮、胡大时等第三代传人皆在。但朱熹一行人最终没有来到碧泉，其原因就是那场“须臾深尺许”的大雪。从石滩到彪家冲，到碧泉，天气好时骑马，不过半小时多的路程。近在咫尺，最终却只能擦肩而过，这真是千古遗憾!但是，那个时候的泥泞小路，加上尺深大雪，也真是寸步难行。何况一行人的主要目标是奔南岳而来，天气向寒，日甚一日，无论如何只能沿官道向前赶了。碧泉就是这样地失去了大儒朱熹的光顾。
朱熹与张栻、林用中在射埠的路边小店喝酒用餐后，继续前行。他們联骑赋诗，并以此作为南岳诗游之始。张栻、朱熹、林用中在雪途各成七绝一首和十二韵长诗一首。其中朱熹《大雪马上次敬夫韵》长诗为：
仙人乔岳顶，散发吹参差。唤我二三友，集此西南垂。
列筵命洛公，侑坐迎江妃。导之千羽旄，投以万璧玑。
缤纷一何丽，晻霭难具知。众真亦来翔，恍觉丛霄低。
茫茫云雾合，一一琼瑶姿。回首谢世人，千载空相思。
吾衰怯雄观，未敢探此竒。短衣乘匹马，幸甚得所随。
天寒饮我酒，酒罢赓君诗。人生易南北，复此知何时?
此诗以浪漫的文学笔调写尽了南岳、射埠、涓(洛)水、碧泉的优美景致，表现了对碧泉已经谢世先人的怀念，以及未敢冒雪探奇的遗憾。洛水之神应南岳仙人之命，陪坐着以迎江妃。千羽装饰的长旄旗仗以为前导，竟将万千璧玑洒向人间。“缤纷一何丽，晻霭难具知”;“吾衰怯雄观，未敢探此竒”;“回首谢世人，千载空相思”;“人生易南北，复此知何时?”这是多么神往与惆怅交集的复杂心态!
朱熹这里怀想的“谢世”之人，当然是指胡宏。这从他在胡宏去世四年后题写胡宏的一首诗所附跋语中看得非常明白：
幽人偏爱青山好，为是青山青不老。
山中出云雨太虚，一洗尘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诗也。
初，绍兴庚辰，熹卧病山间，亲友仕于朝者以书见招。熹戏以两诗代书报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阁(时籍溪先生除正字、赴馆供职)，阁老新峩豸角冠(刘共父自秘书丞除察官)。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风月要人看(一章)。瓮牖前头列画屏，晓来相对静仪刑。浮云一任闲舒卷，万古青山只么青。(二章)”或传以语胡子，子谓其学者张敬夫曰：“吾未识此人，然观此诗，知其庶几能有进矣。特其言有体而无用，故吾为是诗以箴警之，庶其闻之而有发也。”
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见敬夫而后获闻之。恨不及见胡子而卒请其目也，因叙其本末而书之于策，以无忘胡子之意云。
这段文字中“以书见招”的“仕于朝者”是谁，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载“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诗云”，显然他认为是胡宪;但在《胡宏集》中载有胡宏作《绝句三首》，此诗在其中，而诗序云“朱元晦寄诗刘贡父，有风藉溪先生之意，词甚妙而意未员，因作三绝”，如此看来，此人其实是“自秘书丞除察官”的崇安人刘珙(共父)，他是刘子羽的长子、朱熹的从表兄。后来，乾道元年(1165)刘珙(1122-1178)出任潭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一上任即委托州学教授郭颖重建岳麓书院，乾道二年(1166)聘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教事。
从这个跋文里我们看到，绍兴三十年庚辰(1160)，刘珙在京，来书召朱熹，朱熹作诗二首以代回函。诗中表达的是固守家山，洁身自好之意。这两首诗传给了胡宏。胡宏对作诗人朱熹的评价，是“庶几能有进矣”，但“有体而无用”，用湖湘学派的语言解释，则是“内圣”有了，“外王”不足，故特作《青竹》诗以赠朱熹，以为“箴警”，“庶其闻之而有发也。”意思是劝朱熹不能固守山间，要有为而发，“一洗尘埃山更好”。第二年，胡宏去世了。又过了四年(乾道元年1165)，朱熹第一次见到张栻，才知道了胡宏已经去世的消息。这使朱熹遗恨于未能在胡宏生前见到他，亲受他的点拨。他忘不了胡宏这个人，特地要将这首诗加上跋语书写下来。又过了两年，现在朱熹终于来到了碧泉左近的石滩，却不能去探看胡宏先生生活过的地方，你说他能不发出“千载空相思”的悲叹吗?
三人当日冒雪进至草衣岩，次日来到南岳后山。
朱熹与张栻在石滩还是找人搭信给了住在彪家冲的彪居正(字德美)。他得信后，迟两天赶到了南岳后山，与张栻、朱熹见了面。他不主张冒雪登山，当朱、张决心己下时，他本人还是因畏寒而辞别。而朱熹与张栻、林用中他们最终从后山登上南岳之巅，七日游赏，三人互相唱和，共作诗149首，后来结成《南岳唱酬集》出版。
不过，彪居正在南岳后山也写下了20韵长诗，回忆起与张栻在碧泉的日子，张栻即以《次韵德美碧泉感旧之什且约胡广仲、伯逢、季丘来会上封》长诗作答。这里所说要约请来上封寺相会的胡广仲，即定居衡山之胡安止之子胡实;胡伯逢则是胡寅长子胡大原;还有胡季丘，当指胡寅之幼子胡大本，他在胡氏族谱中记作季立，应是翻刻之误。彪居正后来与张栻在岳麓书院“论《大学》次第，开学者义利公私之辨”，学生多达三千余人，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基地。乾道五年(1169)，彪居正接手张栻担任了岳麓书院山长。
综上所述，本文对崇安胡安国携胡寅、胡宁、胡宏三子，由湖北荆门移居湖南湘潭碧泉，最终落籍与长眠于此之史事，细加考订，简述如下：
南宋建炎三年己酉(1129)冬，崇安胡安国应召趋高宗东南行在，遇腹心之疾途中折返，又不能回到处于动乱中的湖北荆门寄居地，遂由其弟子、湖南湘潭籍黎明与杨训之接迎引导，渡洞庭，溯湘水，入涓江，止步碧泉，随后失散的家人亦来此会集。次年庚戌(1130)阖家住碧泉。胡寅曾陪同父亲胡安国东行至崇安原籍探亲。是年十月一日，胡安国夫人王氏在碧泉逝世，葬附近隐山。绍兴元年辛亥(1131)四月碧泉住地复遭兵乱，胡氏阖家再西逃邵阳，转而南下永州、全州，入山避难。次年壬子(1132)年中，胡安国应高宗召，由胡寅、胡宁侍行，东至临安入对。因官场党争不利，胡安国请得祠官，以编纂《春秋传》为专务，于十月西行返程，十一月抵江西丰城。胡安国遣胡寅回全州探家，胡寅与胡宏率领的胡氏眷属相遇于清湘寺。胡安国在胡宁陪同下留住丰城龙泽寺，在这里度过绍兴年三年癸丑(1133)春节。胡寅在全州探亲后仍复回到丰城。夏初四月间，胡安国、胡宁等一行回到碧泉，遂决计于此买田置庐，设立学堂，潜心著述。胡宏及大部眷属来归。而胡寅转徙南岳，以此为家。是年七月，阖家老小一度小聚于南岳。绍兴五年乙卯(1135)二月，胡安国以左朝散郎、提举建昌军仙都观职被诏复徽猷阁待制知永州，坚辞后四月奉诏旨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春秋传》。绍兴六年丙辰(1136)正月，胡安国得末疾(中风)，又受带养长子胡寅亲母世母风波刺激，情绪激动，健康受损。但胡安国在书堂坚持著述，病情亦有所好转，于绍兴六年(1136)底或七年(1137)初完成《春秋传》书稿，誊正上报朝廷，深得奖许。胡安国随即移居长子胡寅所在南岳之家。其时胡寅知严州，长媳张季兰八月患病、九月初四日遽终，年仅30岁。应胡寅之请，朝廷于十月诏准其改知永州。绍兴八年戊午(1138)二月，胡寅被召赴京，乃自南岳送父亲胡安国回居碧泉书堂。四月十三日，胡安国逝世于碧泉书堂，享年65岁;赐谥文定，赐葬隐山;九月初一日成葬礼。胡宏在碧泉建起有本亭，将文定书堂扩建为碧泉书院。绍兴三十一年辛巳岁(1161)，张栻首次来碧泉书院面拜老师胡宏，胡宏当年去世。乾道三年丁亥(1167)十一月，朱熹在张栻陪同下由潭州经湘潭县石滩(今射埠)前往南岳，本意在顺道访问碧泉。不料初十日(1167年12月23日)午前抵达石滩时遇尺深大雪，被迫放弃前往碧泉的原定计划而直赴南岳后山。两日后，居住于碧泉附近彪家冲(今属烟塘村)的彪居正闻讯赶赴南岳后山，与朱熹、张栻会见，共同留下了怀念碧泉及其学人的诗作。
2016年12月8日
作者单位：湘潭地方文化研究会
[责编: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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