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援儒入佛，宋代实现儒佛道三教合流，中国文化出现新的局面

百家原创作者：菲菲讲历史

宗教可以麻醉人们的思想，有效地控制人们的行为，左右人们的欲念。宗教这一特有的属性，使统治者认识到其有利于政治，因此魏晋以来的统治者千方百计扶植、利用宗教，以便从思想上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宋代的统治者亦不例外，对宗教，尤其是对佛道采取了礼遇的政策。

宋初，佛教虽得到统治者的提倡，但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排斥佛教依然是主流。但是随着儒佛道三教合流局面的形成，理学的产生，尤其到宋中叶以后，士大夫习佛成风，佛教的儒学化业已完成，对于大多数士人来说，已经排除了习佛的心理障碍，因此佛教从诸多方面影响着宋代的学术思想。理学如此，文学亦然。

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诸多成就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久为人们所称道。宋代文学如此绚丽多彩，其中佛教的渗透和影响与之有相当大的关系。许多表面看来与佛教无关的作品，其实都是长期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因此可以说宋代文学不论是正统文学或世俗文学，受佛教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持久的。

诗是宋代文学的主要载体之一，宋代的许多文人由于受到佛教经典的影响，开始采用质朴的白话文来写一些明道言志的诗。这些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如范成大的“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就明显受到佛典里的文风影响。尤其到宋中叶后，许多活跃在诗坛上的文人，平生与僧侣往来非常密切，经常谈道说禅，这种情况自然影响到他们的诗作。大致说来，佛教对宋诗内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题材和思想上。

在题材上，主要是歌颂佛教寺院、题咏寺塔的诗。如一代文豪苏东坡的《书普慈长老壁》即是此类，诗云：“普慈寺后千竿竹，醉里曾看碧玉椽；倦客再游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参白足知禅味，苦厌黄公聒昼眠；惟有两株红百叶，晚来犹得向人妍。”再如张高美的《题古并净明塔律诗》云：“月满汾川宝铎寒，谁来此地葬金棺；育王得道行空际，尊者飞光出指端。天上凝云常覆定，人间劫火慢烧残；三千世界无留迹，聊向阎浮示涅槃。”此外还有不少诗作是赐赠僧人的，如王安石的《和栖霞寂照庵僧云渺》即属此类，诗云：“萧然一世外，所乐有谁问；宴坐能忘老，斋蔬不过中。无心为佛事，有客问家风；笑谓西来意，虽空亦不空。”宋代文人的这些诗作，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

在思想上，佛教对宋诗的影响比较复杂，有明显、隐晦之分，亦有直接、间接之别。明显表现为佛教教义的，称佛理诗，多为僧侣所作，如贯休的《偶作因怀山中道侣》云：“是是非非竟不真，落花流水送青春。姓刘姓项今何在，争利争名愁煞人。必竟输他常寂默，只应赢得苦沉沦。深云道者相思否？归去来兮湘水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诗是一般的士大夫所为，如范成大的《题药簏》云：“合成四大本非真，便有千般病染身；地火水风都散后，不知染病是何人。”

再者是山水诗和隐晦诗，这些诗作多是文人雅士受佛老思想的感染，虽没有明言佛教教义，但确为佛教影响的产物。在《宋诗纪事》中这样的诗很多，如家之巽的《定林寺》云：“功名良苦赋归欤，两鬓霜花百念枯；钟鼎楼台浑一梦，数间茅屋亦浮屠。”“十载浮云几变更，归来钟阜碧嶙峋；早知山色无今古，只与青山作主人。”

宋词相对而言受佛教影响较少，但间或也有歌颂佛教或表现佛教思想内容的，但宋文却受佛教影响较深。这主要是宋代的文人熟读佛典，佛教教义的广博精微，行文的繁衍恣肆，自然会在其文笔中显露出来。如苏轼的文章就是这样，诚如后人所评价的那样：“吾读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之类，平铺直叙，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以为古今未有此体，茫然莫得其涯埃也。晚读《华严经》，称心而谈浩如烟海，无所不有，无所不尽，乃喟然而叹曰：‘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

宋人的文章与佛教有关系的表现于两方面：一是题材。宋文与佛教有关系的题材，或追忆当年寺院全盛时期的壮观，或为当时名寺大刹所作的题记，或为高僧圆寂后所撰的塔铭等。二是思想。宋代的文人许多是信仰佛教的题材多种多样，有些人即使不信仰佛教，但也与佛教高僧交往甚密，在他们的思想中隐含有佛教的成分，是很自然的，因而其文学作品中常常流露出或多或少的佛教气息。如王安石、苏轼、曾巩、黄庭坚、张方平、陈亮、朱熹、真德秀、杨万里等，其文章中都有佛教思想的烙印。

宋代的诗、词、文等受佛教的影响如上文所述，而世俗文学同样受到佛教的影响。俗文学一般不被士大夫所重视，却为民间的广大百姓所喜欢，因其通俗有情趣，因而俗文学在社会底层有广阔的市场。在宋代，由于城市生活的繁荣，民间艺术得到空前繁荣，在民间艺术中，以讲唱故事为名的“说话”艺术在城市生活的娱乐场所比较普遍。在城市中，民间艺术的活动场所比较固定，一般在瓦肆之中进行。

在瓦肆之中有专门的说经一目，即宋代说话人的一个内容。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弹唱因缘。耐得翁《都城纪胜》中说：“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语悟道等事。”说经者，多为和尚，亦有女流，如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载说经的名角有“长啸和尚、彭道（名法和）、陆妙慧（女流）、余信庵、周太辩（和尚）、陆妙静（女流）、达理（和尚）、啸庵、隐秀、混俗、许安然、有缘（和尚）、借庵、保庵、戴悦庵、息庵、戴忻庵”。由此可见，宋代的佛教已从寺院里走出来，经过这些说经人之口把佛教的教义通俗化，使更多的下层人民接受它、信仰它。

宋代佛教之所以得到空前发展，与统治者的提倡有直接的关系，统治者是看中了佛教麻痹人民思想，有利于政治的一面。如果佛教仅得力于官方的支持，可能只会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然而要想为广大的士人和一般百姓从心理上、文化上所认同，仅凭官方的强权是不够的，必须着力于自身的改造，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

如果说唐代佛教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宋代佛教做到了。宋儒从斥佛到吸佛，援佛入儒，完成了儒学的革新，产生了理学，为佛教影响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而佛教也开始变更，使原始的佛教教义不断中国化，援儒入佛，寻找儒佛互通融合的契机。

宋代儒佛道三教合流，中国文化出现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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