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文化：戒台寺，北方佛教律宗的中心

戒台寺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的马鞍山，始建于隋代开皇年间，即公元581——600年，当时名为慧聚寺。唐代时，唐武宗因为喜好道教，毁废了国内的佛寺，并驱逐了大量僧人，这一事件在佛教历史上称为“会昌佛难”，慧聚寺也因此被荒废。到了辽代，慧聚寺开始复兴，并逐渐步入辉煌时期，后来著名的佛教律宗大师法均和尚来到慧聚寺，对寺庙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和扩建，并在寺内建了一座说法传戒的大戒坛。当时辽国的皇上辽道宗还召见了法均大师，请他在宫内为自己讲经说法。

此外，辽道宗还亲手抄写了《大乘三聚戒本》送给法均大师，这本《戒本》也成为北佛教律宗领袖的信物，并成了戒合寺的镇寺之宝，戒台寺也因此成为我国北方佛教的最高学府和律宗圣地。法均大师圆寂后，把《戒本》传给了裕窥和尚，裕窥和尚因此成为戒台寺的第二任住持，并被朝庭授以检校太尉之职。当到了金代，戒台寺依然是律宗的领袖，金熙宗还召见了戒台寺的住持，赐给他紫袈裟，并赐德号为“传菩萨戒文悟大师”。到了元代，戒台寺住持对寺院进行了整修，并扩大了寺院的规模。

元末，戒台寺受到战乱的影响，几近荒废。明朝时期，由皇家出资对戒台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整修和扩建。当时戒台寺的住持必须由皇帝亲自选派，如果寺内准备开坛授戒，必须有皇帝的口谕。明宣德年间，朝廷拨出重金对戒台寺进行了长达7年的整修，重修了天王殿、大雄宝殿、伽蓝殿、祖师殿等主要殿堂，整修了山门和围墙，还增建了经堂和僧舍。明英宗时期，英宗还亲自为戒台寺题寺额，并把慧聚寺改名为万寿禅寺。明成化年间，朝廷再次出资对戒台寺大殿等主要殿堂进行了维修，而且还下旨对戒台寺进行保护，严禁官员和军民扰乱寺院，盗伐树木，毁坏寺基。

明嘉靖年间，朝廷又一次出资对戒台寺进行了为期7年的大规模整修。由此可见，明代戒台寺的地位很高，香火很鼎盛，名气也很大。到了清代，清世祖康熙皇帝和清高宗乾隆皇帝曾多次来到戒台寺进香礼佛，游玩留住。在这一时期，朝廷也拨款重修了一些殿宇。

康熙二十四年，即公元1685年，康熙巡视西山后到戒台寺居住，还在寺庙里进香礼佛、参禅悟道、游山赏景。由于当时戒台寺附近百姓的采石活动非常频繁，已威胁到了寺庙的的安全。为了保护戒台寺，康熙亲笔撰写了《万寿戒坛碑记》，禁止百姓在附近开山采石。

康熙还为寺内的大雄宝殿题写了“般若无照”的横匾和“禅心似镜留明月，松韵如篁振舞风”的楹联，并为戒坛大殿题写了“清戒”横匾乾隆十六年，即公元1753年，乾隆皇帝首次来戒台寺，并写下了《初至戒台六韵》诗。就因为乾隆的这首诗，寺院才有了戒台寺之称。乾隆五十三年，乾隆皇帝第四次游览戒台寺，还为寺内的大雄殿题写了“莲界香林”的匾额，为千佛阁题写的匾额是“智光普照”，楹联是“金粟显神光人天资福，琉璃开净域色相凭参”，而为戒坛大殿题写了“树精进幢”的匾额，其楹联是“遍酒醍成雨露，长留华藏悶山林”。

晚清时期，恭亲王奕訢被朝庭内部的权势排挤后，奉皇太后的旨意在戒台寺养疾避难，并在这里住了十年。在此期间，突新出资整修了寺内的殿堂，改建了北宫院。戒台寺有戒坛、奇松、古洞三绝，戒坛始建于辽代，与福建泉州的开元寺、浙江杭州昭庆寺的戒坛共称为全国三大戒坛，而戒台寺的戒坛规模又是最大的，还可以授佛教的最高戒律一菩萨戒，所以有天下第一坛之称。

戒台寺的古木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古松，而古松中又以“十大奇松”最为著名。戒台寺的后山由石灰岩构造，山内形成了许多天然溶洞，洞中有很多造型奇特的石钟乳和石笋，且部分山洞还经过人工修整，建成了石窟寺，是寺内一些高僧静修之地。意现在的戒台寺内主要建筑有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千佛阁、九仙殿、戒坛殿等。大雄宝殿是寺庙的正殿，戒坛位于寺庙的西北部，坛基以精美的汉白玉雕成，整个戒坛高约3米，分为三层，上层是莲花宝座，

其上塑有释迦牟尼坐像，戒坛四周还塑有113个戒神像。千佛阁的北侧是社丹院，为两进四合院，院内遍植丁香、牡丹，尤以黑牡丹等稀有品种闻名。院内的建筑既有北方寺庙巍峨宏大的气势，又有江南园林精巧情趣的艺术风格。寺庙的殿堂四周还分布着不少庭院，各院内有精美的山石假山、葱郁的松柏，再加上古塔古碑、山花流泉，整个寺庙显得格外清幽。